其次是經濟全球化。全球化是當今時代的一個重要特征。一方麵，全球化使世界各國之間的聯係越來越密切，共同利益增多，相互依存度增大。這促使國際交往中的“雙贏”而不是“零和”遊戲越來越多。這必定會減弱美國推行對華遏製政策的動力。遏製中國，固然使中國受損，但美國自身也會深受其害；與中國接觸、交往，中國受益，美國也得利。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美國與中國接觸的動力會不斷增大。另一方麵，全球化使全球性問題增多，促使世界各國尋求合作。比如在核擴散、環保等問題上，美國必須與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合作。
此外，全球化促進了各國間的交往和了解，這有利於消除美國人民同中國人民之間的隔閡和誤解，進而有助於製約美國的對華遏製政策。美國反華勢力用以蠱惑本國人民的一個重要武器就是“中國威脅論”。這一論調的核心內容就是：中國仍是一個蘇聯式的“共產主義”國家，對內實行“專製獨裁”，不尊重人權，對外熱衷於搞“世界革命”，將來強大了，必將威脅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安全。其實，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對外政策上已經與蘇聯有本質的區別，和平外交和對外開放已成為中國社會主義的重要內涵和特征。
最後是多極化。多極化是個大趨勢，美國的戰略家們也承認這一點。中美都極有可能成為未來多極世界的一極。誰將在未來的多極世界中占居有利的位置，關鍵看21世紀頭幾十年的發展和綜合實力對比。對美國來說，現在雖為“一超”，並極力想阻止其他幾強挑戰它的地位，但是它並不想與任何一強走向對抗，因為那樣既影響自己的發展，又會使其他幾強趁勢而起。中、俄、歐、日都是美國要防範的對象。北約東擴、科索沃戰爭明顯地是在擠壓俄的戰略空間。美國擴大在中亞及蒙古的影響，雖然有針對中國的因素，但更有爭奪俄羅斯傳統勢力範圍的意圖。加強北約和美日同盟，在某種意義上說也有美國要限製歐洲和日本發展自己軍事力量的因素。根據常用的綜合國力評估方法，目前中國的綜合國力僅相當於美國的50%-60%，而且與歐盟、日本和俄羅斯相比也有較大的差距。美國的戰略家不會無視這一點。“中國威脅論”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國那些懷有冷戰思維的政客們的蓄意編造，是政黨用以攻擊對手的一張牌。
在上述幾個世界大勢的影響下，中美兩國之間的共同利益將越來越明顯和重要，盡管也存在著嚴重的利益衝突。正是由於既有利益衝突又有利益重疊，中美關係才定位為“致力於建立建設性的戰略夥伴關係”，即非敵非友。在某些方麵，是對手甚至敵人；而在另一些方麵，則是朋友；但總體上則是夥伴。夥伴能否演變成敵人，取決於兩國各自的外交戰略走勢和世界大勢，也取決雙方決策層對共同利益的把握。
克林頓在1997年曾歸納出了需要中國合作的六個方麵：促進一個和平、繁榮及穩定的世界；亞洲的和平與穩定；避免不穩定地區、流氓國家及恐怖分子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及其他精密武器；打擊毒品走私及國際集團犯罪；促使全球貿易及投資盡可能自由、公平與開放；確保不以明天的代價來換取今天的進步。這是站在美國的立場上來看兩國共同利益和合作潛力。從中國方麵來說，中國需要美國合作的方麵更為廣泛，共同利益更多。
首先，兩國都希望國際局勢最起碼在近中期內相對穩定。我們要專心搞建設，希望有和平的外部環境；美國要充當世界的領導，不希望看到一個動蕩的世界，它想實現霸權控製下的和平。美國推行“新幹涉主義”，從某種角度說，也是不想讓世界有大的動蕩。
其次，兩國都不想走向互相對抗。在多極化大趨勢下，美國不願與“多強”中的任何一強走向對抗。在目前的“一超多強”格局中，在美中、美俄、美日、美歐等大國關係中，任何一對雙邊關係處於對抗狀態，都會使第三者從中漁利，乘勢崛起。冷戰時期，美蘇對抗的一個重要後果就是日本和德國的複興。中國要營造良好的處部環境，更不願同美國這個“一超”搞對抗。50-60年代同美國對抗，曾給中國帶來非常嚴重的後果，單從軍事安全上講，美國曾四次打算對中國動用核武器，如果這種打算成為現實，那麼中國以及中美關係乃至世界的曆史恐怕得重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