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中美兩國在亞太地區擁有共同的安全利益。地區安全形勢直接影響本地區的發展速度和在全球化進程中的地位及受益程度，以及在多極競爭中的處境。歐洲曾為世界中心200年，但是經過兩次世界大戰，歐洲的相對地位下降，北美和東亞乘勢崛起。亞太現在已經成為世界經濟中心之一，亞太各國都從中分享到了極大的利益，如果亞太動蕩，後果是可想而知的。中、美同為亞太地區大國，都將亞太的安全、穩定、和平與自己的切身利益聯係起來，並且有相當程度的共識。比如，兩國對朝鮮半島的局勢都非常關切，對朝韓兩國首腦會晤所取得的成果表示歡迎。就目前來講，不管出於何種動機，兩國都有為維護地區穩定發揮作用的願望，更不願看到因兩國之間發生衝突而將亞太帶入動蕩的深淵。盡管美國與中國在地區安全和地緣戰略上存在著很大的矛盾，但是同整個地區的安全與穩定比較起來，後者所牽涉到的利益更為根本一些，不到萬不得已，美國是不會冒與中國一戰而毀掉地區安全的風險的。
第四，在全球化趨勢下，兩國經濟層麵上的共同利益增多。中美兩國經濟的互補性很強，經濟關係已經成為維係兩國關係的重要紐帶。90年代，在中美兩國政治關係動蕩不定的情況下，經濟關係卻穩步發展；美國國會一再在對華最惠國待遇問題上向行政當局讓步；在美國國內對華政策大辯論中，企業界成為主張對華接觸政策的中間力量。這些說明，美國在經濟上已對中國有很強依賴性，美國不願意放棄中國這個新興的大市場。相應地，中國對美國也有依賴性，而且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對美的依賴程度更大。在兩國的經貿交往中，中國從美國得到的很多都是其他國家不可替代的東西，而美國從中國得到的則是其他國家可替代的。發生在東南亞的金融危機如果發生在美國，恐怕對中國經濟的衝擊更大。許多國際組織都是由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但我們要加入進去，並準備服從它們的“遊戲規則”。
第五，在軍事關係上，盡管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存在，加強美日同盟，有針對中國的一麵，但是這也有利於遏製日本軍國主義傾向的發展，對俄羅斯的民族主義傾向的發展也有抑製作用。如果美軍離開亞洲，任憑日本的軍事力量自由發展，那對中國的周邊環境的消極影響會更大。
第六，在台灣問題上，雖然中美在統一目標和方式問題上有矛盾，美國有利用台灣遏製中國的因素，但是中美也有共同點。50-70年代，美國在反對蔣介石反攻大陸、反對台灣擁有核武器、一個中國等問題上與中國有共同立場；以後，在和平統一、實現兩岸交流與對話方麵，中美也有共同點；現在美國仍然堅持“三不”政策。1999年夏，李登輝提出“兩國論”後，美國就表示反對。美國的這種立場，與支持、縱容台灣獨立比較起來，還是應該值得我們歡迎的。尤其是在台灣擁有核武器問題上，我們更需要美國的合作。
第七，在文化交流和社會人士交流上，中國20年對外開放的曆史表明，與西方國家的交流對我們所帶來的好處遠遠大於壞處。在這方麵，我們與西方交流的需求大於西方對我們的需求。文化交流不僅限於自然科學方麵，也包括社會科學。鄧小平說過：“我們絕大多數思想理論工作者都應該鑽研一門到幾門專業，凡是能學外國語的都要學外國語，要學到能毫無困難地閱讀外國的重要社會科學著作。我們已經承認自然科學比外國落後了，現在也應該承認社會科學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麵說）比外國落後了。”特別值得指出的是，這段話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篇綱領性文獻中說的。足見在鄧小平心目中，中國在社會科學方麵與外國進行交流的重要性。
第八，在人權問題上，我們雖然反對美國利用人權問題對我施加壓力，而且認為我們對人權的看法與美國有很大差異，但是我們也主張在人權問題上同美國對話。應該說，對話是有基礎的。中美人權觀在最基本的方麵是一致的，即尊重人的生存、發展及其他重要權利，努力促進人權事業的發展。對種族歧視、種族滅絕等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都持反對態度。從人類文明發展史的角度看，社會主義人權觀與資本主義人權觀有一定的繼承性和相容性。馬克思稱美國《獨立宣言》是人類“第一個人權宣言”；而且還高度評價了《解放黑奴宣言》，在林肯再度當選為美國總統時，馬克思代表第一國際中央委員會向林肯發去了賀信。信中寫道：歐洲工人認為“由工人階級忠誠的兒子阿伯拉罕·林肯來領導自己國家進行解放被奴役種族和改造社會製度的史無前例的戰鬥，是即將到來的時代的先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