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堅持對話，不搞對抗”符合時代精神。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意識形態和社會製度並存，已經是客觀現實；近一個世紀的較量表明，誰戰勝誰的問題不可能在短時期內解決，“一球兩製”將長期存在下去。實踐還表明，兩種社會製度之間有許多東西可以互相學習、借鑒；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有許多全球性的問題如環境保護需要兩種製度的國家共同來對付，它們有著共同的利益。因此兩種社會製度國家應當和平共處。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國家間存在著許多固有的矛盾和分歧，對這些矛盾和分歧，應當“堅持對話，不搞對抗”，爭取求同存異，化解矛盾。這才符合時代主題的要求和精神。否則，尋求對抗，針鋒相對，隻能是激化矛盾，擴大分歧，進而造成國家間關係緊張和局勢動蕩。後一種態度和立場是有悖於時代精神的。
其次，“堅持對話，不搞對抗”符合中國的根本利益。當前，中國人民正致力於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振興。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需要一個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需要同世界所有國家加強來往、交流。西方發達國家既是我們對外開放的主要對象，又對國際局勢有著重要影響力。因此，同西方發達國家保持良好的關係，對於營造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保證改革開放事業的順利推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當前的國際形勢既為我們提供了十分好的發展機遇，又使我們麵臨嚴峻的挑戰。自從18世紀中葉西方列強用炮艦和鴉片打開中國的國門以來，100多年間，中國一直不斷遭到外敵的入侵或處在嚴重的戰爭威脅下，或者對戰爭與革命的形勢估計得過於嚴重，始終沒有獲得較長時間的穩定的和平國際環境，沒有安下心來搞建設。現在這種環境終於有了，而且預計能保持較長的時間。目前，除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仍在深化外，世界格局多極化、科技進步、經濟全球化等趨勢也在深化，這些使保持和平國際環境的可能性更加增大。此外，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已經同世界範圍的求發展潮流融為一體，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互相促進，特別是亞太地區成為世界經濟中心之一，而中國又是這一中心的重要成員，這使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獲得了更加有利的條件。我們必須像鄧小平所說的那樣，“抓住時機，發展自己。”
但是，我們還必須看到，當今世界仍然存在著不穩定因素，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不僅仍然存在，而且還有所加強，舊的不合理的經濟政治秩序還在發揮作用，各國之間的發展競爭越來越激烈，民族、種族、宗教矛盾突顯出來，我們還麵臨著嚴峻的挑戰。機遇與挑戰並存，利益與風險共生，而且是往往機遇越大，挑戰越嚴峻；利益越多，風險越多。這些挑戰和壓力，使我們的發展空間顯得十分有限。如何抓住機遇，應付挑戰，使中國在21世紀占居一個有利的戰略位置，是擺在中國人民麵前的一項十分艱巨而重要的任務。中國的惟一出路就是集中精力、聚精會神地搞經濟建設，發展自己，迎頭趕上去。這就更加需要擴大開放並維持良好的外部環境，進而需要同西方國家進一步發展關係。
在如何處理同西方發達國家的關係問題上，中國共產黨曾有過深刻的經驗教訓。50-60年代，中國幾乎處於同西方發達國家相隔絕的狀態，其中有客觀的原因，也有主觀的原因。主觀原因就是當時沒能超越社會製度和意識形態的差異，與西方國家的“反共主義”針鋒相對，促進了國家間的對抗。從70年代初開始，特別是進行改革開放後，中國的外交政策進行了大的調整，全方位貫徹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對西方發達國家，則是超越社會製度和意識形態的差異，相互尊重，友好相處；努力尋求共同利益的彙合點，擴大互利合作；對相互之間的分歧，堅持對話，不搞對抗。實踐證明，這種外交政策是符合中國的根本利益的。然而，在這個問題上，國內輿論界乃至政界還存在著一些糊塗認識，一些人從狹隘的民族主義出發，誇大中國與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之間利益的矛盾性，特別是意識形態、社會製度、價值觀念和文化傳統上的差異，盲目地尋求與西方世界搞對抗，對美國說“不”。這種認識實際上代表了國內相當一部分對世界時代主題和世界潮流缺乏認識的人的激進情緒，在很大程度上是沿襲了過去那種以階級鬥爭觀點來看待、處理國際問題的思維方式，是“左”的思潮在國際問題上的表現。如果照這種主張去做，那麼結果隻能是中國與西方世界的新的冷戰全麵展開，中國的外部環境急劇惡化，現代化建設進程不得不放慢或中止，亞太地區乃至整個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受到威脅。還有一些人從維護社會主義事業的良好願望出發，片麵強調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意識形態上的對立，誇大美國等西方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政策中存在著的意識形態因素，對“和平演變”、“西化”、“分化”過於敏感，進而反對中國與西方國家發展關係，反對對外開放，反對中國融入全球化的潮流中去。按這種主張，中國隻能退回到閉關鎖國的狀態中去。可是實踐已經一再證明，閉關鎖國、苟且偷安是行不通的，最終是誤國誤民；而且那種背離時代精神、違背世界潮流的所謂“社會主義”也是沒有生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