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君的治國之道，總是製定人民所喜歡的政策以求其立功，因此用爵祿加以勸勉；總是製定人民所厭惡的政策以禁止邪惡，因此用刑罰加以威懾。考核功勞再行獎賞，查驗罪過再行懲罰。這樣一來，群臣徒有虛名而沒有功勞的人，就不敢進用；被詆毀而沒有罪過的人，就不能被辭退。因此《明法》中說：“徒有虛名的人不能被進用，遭受誹謗的人也不會被辭退。”
控製群臣，主掌生殺，這是君主的本分；執行君令，服從製度，這是臣下的本分。威勢尊榮，這是君主的本分；卑賤敬畏，這是臣下的本分。有令則行有禁則止，這是君主的本分；奉行法度聽從君令，這是臣下的本分。君臣之間的關係，就是高低不同的關係，如同天與地一樣；君臣名分的區別，如同黑白一樣分明。因此君臣之間等級分明。則君主尊崇臣下卑微。這樣一來，臣下服從君主，如同回響跟隨聲音；臣下效法君主，如同影子追隨形體。君主有令則臣下服從，君主行動則臣下追隨，有令則行，有禁則止，有求必應，這就是所謂的容易治理。因此《明法》中說：“君臣之間等級分明，等級分明就容易治理。”
明君掌握策略任用臣下，使群臣貢獻智能，發揮專長。因此智者貢獻計謀，能者貢獻功勞。以先前說過的話來考察做過的事，治效得當就給予獎賞，治效不當就進行懲罰；設置官吏治理人民，依據法度考核功效。遵守法度並以法治事，自身不受煩勞而能職分明確。因此《明法》中說：“君主不必親自做事，以法執政就可以了。”
活學活用
“兼聽獨斷，多其門戶。”這句話的意思是：多聽獨斷，不斷擴大聽取意見的途徑。
該篇主講做明君之理，那麼怎樣才能做成明君呢？其中一條是，一方麵應該廣泛聽取多方意見，另一方麵又應根據自身的判斷作出最終裁決。“兼聽”和“獨斷”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如果隻是“兼聽”，雖然廣泛采納了多方意見，但缺乏最終裁決能力，往往被一方意見左右而偏聽偏信；而如果聽不進不同意見，一意孤行，又會成為獨裁者，同樣會流於偏執，給各項工作帶來負麵影響。不僅做君主的應該做到兼聽獨斷，各階層的領導者和管理者都應如此。
唐太宗李世民是曆史上有名的善於納諫又有正確決斷力的明君。在位期間，他除了推行均田製、租庸調製和府兵製度外，還善於虛心納諫，廣泛采納大臣意見。在他的治理下，唐朝政治清明，經濟繁榮，社會安定，人民豐衣足食，成為我國封建社會的盛世之一。
盡管唐太宗出身於大貴族家庭，但是他親身參加了推翻隋朝的鬥爭，親眼目睹了強大的隋王朝被農民推翻了。因此做了皇帝以後，李世民吸取隋朝滅亡的教訓。建國之初，唐太宗就兢兢業業、小心謹慎地治理國政。有一次，他問大臣魏征，君主怎樣才能“明”，怎樣才是“暗”？魏征回答說：“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唐太宗非常讚成這個見解。唐太宗很注意納諫。他曾經對大臣蕭(yǔ)說：“我少年的時候就喜愛弓箭，得到幾十張好弓，以為再也不會有更好的弓了。不久前，我把這些弓拿給製弓的師傅看，他們卻說都不是什麼好弓。我問緣故，他們說，木心不直，自然脈理都邪，弓雖然硬，發箭卻不能直。我才知道自己過去鑒別的不精。我尚且不能真正識別弓箭的好壞，何況天下許多其他的事情呢？”
貞觀八年(634年)，中牟縣的縣丞皇甫德璽(xǐ)上書唐太宗，尖銳地批評道：“前不久，陛下派人營建洛陽宮，厚斂稅租，勞民傷財，使百姓受苦。現在街市上流行把頭發挽成髻，這種風氣之所以能形成，且傳播得如此快，完全是宮中的達官貴人帶頭引起的。”唐太宗一聽，勃然大怒，對旁邊的大臣們說：“皇甫德璽想使國家不派一個徭役，不收一鬥租稅，宮中一個人都不留頭發，難道我能同意他的這種說法嗎？”說完，便要以“謗訕罪”處治皇甫德璽。這時魏征從旁勸阻說：“漢文帝時，賈誼上書中有‘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句，說明自古以來上書言事，如果語意不激切，就不能感動天子的心。然而狂夫之言，聖人可以選擇采納。望陛下明察。”唐太宗沉默了好長時間，才恍然大悟，便說：“你說得很對呀！假若我把他治了罪，那誰還敢向我進諫呢！”太宗收回了成命，並賞賜給皇甫德璽二十匹絹。過了幾天，魏征趁熱打鐵，又對唐太宗說：“陛下近來不好直言，雖然勉強采納了臣下的諫言，卻不如以前那樣豁達大度。”太宗聽了這種批評規勸，也注意了自己言行的改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