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作為一個強勢社會群體的崛起,其社會影響和政治影響與日俱增,與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個私經營者階層相比,當刮目相看。近幾年中,他們給予人們的深刻印象,莫過於共同體精神的高漲。這是浙商發展到一定階段的自然走向。（一）政治願望的積極表達“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句話,在八九十年代,對大多數民營企業家來說,顯得那樣空洞和遙遠,至於今,他們不僅在實踐中體會到此論的深刻,更積極行動,參與各種政治活動,公開表達自己的意誌和願望。2001年7月1日,江澤民總書記在建黨8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為民營企業家打開了入黨、參政議政的大門,他們的政治熱情噴薄而出。中國社會科學院私營企業研究中心主任張厚義曾認為，私營企業家屬於為“沒有歸屬感,遊離於整個社會邊緣”的社會群體。他說,“七一”講話成了這個新階層步入“正軌”的曆史拐點。全國工商聯在“七一”講話之後組織了一次學習討論會。平時事務繁忙的企業家們不辭辛勞,千裏迢迢趕到北京。會場氣氛非常熱烈,話筒在他們手裏不停地傳遞著,平時相當低調的企業家們激動萬分,“說了很多話,大意是黨和國家終於承認他們也是勞動者,也是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有了做主人的感覺”。《南方周末》2003年11月20日刊登文章《私營企業主階層正步入曆史拐點》,公布了中共中央統戰部、全國工商聯和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於2003年聯合進行的中國第五次私營企業抽樣調查的數據,有29.9%的私營企業家是中共黨員。而在1993年第一次全國私營企業抽樣調查時,這個比例是13.1%,黨員數量增加主要由於國有企業改製。據《人民日報》2005年5月24日刊出的《黨員隊伍生機盎然》一文說,2004年,全國在新的社會階層中共發展黨員1.1萬名,其中在私營企業主中發展黨員894名。民營經濟最發達的浙江省,民營企業家入黨人數也最多。2005年,根據中央精神,私營企業主第一次被納入全國勞動模範評選範圍。2005年4月21日,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書記處第一書記張俊九在2005年全國勞動模範和先進工作者推薦評選工作會議上說,受表彰的私營企業主,主要從中共中央統戰部、發展改革委員會等五部門2004年在全國非公經濟人士中受表彰的100名“優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中和其他省部級勞模中產生。2005年評選出來的2969名全國勞動模範、先進工作者中,有30位私營企業主當選為全國勞動模範。浙江的私營企業家在這份名單上人數最多。隨著私營企業中黨員人數的增加,企業中建立黨組織的工作也作為一項新事務提上了日程。傳化集團和正泰集團是最早的探路者。傳化集團目前已有6個黨支部,15個黨小組,200多名黨員。傳化黨組織和企業經營團隊間的關係是“目標同向,作用互補,相互監督,共同發展”。黨委書記進入集團最高決策機構管委會。集團的每一項重大決策,在形成之前均需經過黨委會探討,並由黨委書記在管委會上提出意見。在經營過程中,黨員幹部的責任心和敬業精神,成為推動集團健康發展的重要力量。
徐冠巨說,傳化之所以有今天,是企業經營團隊和黨組織共同努力的結果。新一代浙商參政意識更加強烈。在一次調查中,有近1/3的希望當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2003年1月,浙江傳化集團董事長、浙江省工商聯會長徐冠巨當選浙江省政協副主席。2003年5月,溫州神力集團董事長鄭勝濤當選溫州市政協副主席。至2008年,浙江全省民營企業會員中有縣以上各級人大代表2625人,政協委員2046人,勞動模範301人,獲得國家級、省級“光彩之星”稱號的19人。2004年7月,浙江公開選拔副廳級幹部。公選的崗位包括浙江省經貿委副主任、民政廳副廳長、審計廳副廳長等12個副廳級領導,省建設廳總規劃師和省交通廳總工程師兩個副廳級職位,5名副市長以及5名縣級黨政正職人選。公選的範圍直接麵向非公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以及“海歸”人員,引發了民營企業家參政的激情,共有11名民營企業家參與競聘。浙商參政議政有以下三個特點：（1）通過代表和委員的身份進行提案與建議。2007年出席全國兩會的代表、委員中非公經濟人士逾400名,占總人數近10%。其中來自浙江省的人大代表14席,全國政協委員5名。近年來,全國非公經濟人士有9065人當選縣以上各級人大代表,其中浙江省的當選代表近千人。在全國人大立法過程中,浙江省非公經濟代表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提出修改《個人獨資企業法》、《個人所得稅法》、《中小企業促進法》、《行政許可法》等40多件法律修正案。2006年十屆人大會議上,全國人大代表、蘇泊爾集團公司董事長蘇增福提交了《關於保障失地農民合法權益的方案》,被國務院采用並實施。2007年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杭州娃哈哈集團公司董事長宗慶後遞交了《關於盡快為零售超市立法,規範流通企業運營的建議》。杭州市西湖區人大代表、立元集團公司董事長鄭立每年在區人大會議上都有提案,並得到區政府和市有關部門的采納。2007年他提出《關於在全區整合上市資源,指導扶持企業上市,帶動全區經濟發展的方案》，得到杭州市西湖區政府的重視。浙江籍僑領、2005年“十大風雲浙商”之一的郭勝華先生是浙江省政協委員。在他看來,參政議政凝聚了更深切的理性智能,能把對祖國和家鄉的濃鬱情感與謀求發展的理性思索相融互滲,並由直觀感受上升到理性分析,從而為家鄉的發展及其科學決策提供智力支持。為了真正起到政協委員建言獻策、參政議政的作用,他在國內各大學聘請多名各專業的教授組成專家組,與他共同思考和研究浙江乃至全國的重大現實問題,並自費組織專家組對浙江省的熱點、難點問題進行深入的調研。從1998年至2007年,他先後提交了40多件提案,內容涉及浙江省及國內農業發展、城鄉建設、金融文化等10多個領域。其數量之多,質量之高,在浙江省政協曆史上殊不多見。浙江省政協開會,每年都有他的提案被列為省重點提案,每次均有提案被評為省優秀提案。特別是在2004年和2006年度都有兩件個人提案被評為省優秀提案。
他被《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等諸多媒體譽為“提案大王”。2008年列席全國政協十屆五次會議時,他又帶來了最新思考的關於學習國外先進經驗構建中國和諧社會和新農村建設等問題三件提案。他的許多提案得到了浙江省委、省政府的重視和高度評價,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對他的提案高度評價：“郭勝華委員身居海外,關心家鄉的發展,積極建言獻策,其精神值得學習。”（2）通過任職的方式,積極發揮作用。擔任一定職務的民營企業家大多表現出良好的從政素質。他們思想敏銳、理念創新、敢想敢幹,往往能結合實際提出一些發展的思路和具體措施,幫助民眾致富,因此具有實在的社會和群眾基礎。青春寶集團董事長馮根生是杭州市人大常委、杭州市政協常委,對杭州市的發展提出許多好的建議,成為共商國是的熱點人物。徐冠巨當選為浙江省政協副主席後,對浙江省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精心考量,提出諸多具有遠見卓識的建議,為政府高度重視。個私階層代表民間的新生力量,通過各種形式參政議政,加快了政治、經濟民主化的進程。（3）通過工商聯、商會與工會組織的形式,直接參與從政議政。浙商在省內外的工商聯和工會組織中積極履行責任,許多知名企業家擔任了各級工商聯的會長、各地商會的負責人。他們以會長的身份,與政府有關部門溝通、聯係,把工商聯和商會作為參政議政的平台。全省各級工商聯在5年中向各級政協大會提交發言和提案6055份。其中優秀或重點提案670個,先後參與修改地方法規和行政規章10多部。浙商從初涉公共事務到政治參與體現為社會發展的一種趨勢。如果說過去接觸政治是為了更多的經濟資源的話,那麼現在參與政治更多的是為社會公共利益服務。浙商已成為當今中國關心政治、積極參與政治的活躍群體。（二）非政府社會公共組織的生長浙江民營企業家自發組建民間商會,經過90年代的發展,到21世紀初,民間商會和行業協會已蔚為壯觀,其中尤以溫州最為發達。非政府社會公共組織逐步健全功能,積極發揮作用,開始扮演重要的社會角色。據溫州市民政局提供的資料,到2002年8月21日為止,溫州市各類民間商會和經濟性行業協會共有104家,以市經貿委為主管單位的31家,由市工商聯負責業務主管的22家,其他政府部門主管的51家。加上所屬各縣、市、區級的民間商會和行業協會,共擁有會員企業42624家,其中絕大多數是具有一定規模和檔次的民營企業,基本上覆蓋了溫州地區所有的工商行業領域。自1995年第一家異地溫州商會在昆明成立後,在全國各地經商辦廠的200餘萬溫州人紛紛在各個省和自治區的大中城市組建異地商會。2004年,全國各地由溫州人建立的異地商會有102個。民間組織活躍在除北京之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區,成了溫州商人在異鄉合作創業以及與當地政府和民眾溝通聯絡的“娘家”。截至2008年,歐盟各國、美國、阿根廷等地也建立了溫州商會。溫州本地各種協會、商會442個,全國異地溫州人商會159個,國外溫州人聯誼會、同鄉會、商會223個。
這些由民間企業家們自發、自願組建起來並且實行自主治理的商會和行業協會,以自治性、中介性、服務性和互助性為宗旨,開展行業自律,維護企業的合法權益,消解和防止企業間的不正當競爭,組團參加國內外博覽會,宣傳和提高溫州產品的知名度,開拓國內外市場。與此同時,民間商會還積極協調和溝通企業與政府、企業與企業、企業與社會之間的關係,集中表達民營企業的利益訴求,在溫州社會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扮演了行業利益代言人的角色。陳剩勇教授研究認為,“溫州民間商會的大量湧現,無疑使社會的自主力量明顯增強,開始並將逐漸改變溫州地區傳統的社會權力格局。”“作為企業自願參與的自治性組織,商會和行業協會既非政府的下級,也非會員的上級,而是在現代社會的兩大係統,即國家和市場間逐漸生成的一個社會中間層,代表了一種德國社會學家哈貝馬斯所說的不同於係統整合的社會整合,由此在個體和更大的社會機構之間建立起富有意義的聯係,標誌著現代市場社會中,政府-商會（或協會）-企業三元格局的形成。發展起來的民間商會,日益凸顯兩大方麵功能。其一,組織化與行業發展的製度空間：與政府共同製定和實施行業政策,並協助政府部門進行行業管理；溝通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係,反映行業的利益訴求。其二,自主治理與行業的市場空間：這方麵經過多年的探索與實踐,形成一套完整的製度。《組織化、自主治理與民主》一書做了如下概括：（1）規範市場秩序,加強行業自律。自發形成的行業協會正是出於維護行業整體利益的需要而產生的組織化團體。它為個體企業提供了一個超越自身、走入集體的中介結構和功能,通過規範市場秩序、加強行業自律,為行業市場空間的擴大奠定了基礎。主要進行以下幾方麵工作：①開展質量認證。②開展質量檢測。③製定實施地方行業技術標準。④開展新產品維權。⑤協稅護稅。⑥開展同行議價。（2）組織集體行動,打造區域品牌。溫州商會作為一種組織化的行業利益代表,通過其組織行動,在拓展行業市場空間,提升區域品牌方麵發揮出顯著的作用。依靠整體力量來打響區域品牌,服裝、眼鏡、家具三大行業是很典型的例子。2000年3月,組團赴東莞參加第三屆名家具展覽會。對該次展覽,商會經過精心策劃和安排,市政府及總商會均給予了全力支持。《人民日報·家具版》給予整版報道,吳敏一副市長發表了專題性文章。各企業滿載而歸,簽訂合同金額達5000多萬元。2001年7月,“報喜鳥”、“莊吉”、“華士”、“法派”、“夏夢”、“金頂針”等6家溫州服裝企業,集體亮相德國科隆舉辦的第9屆國際男裝博覽會,引起與會專家的讚歎：“中國服裝發生了質的變化。”（3）打破市場壁壘,維護行業利益。這種市場壁壘主要來自兩個層麵：一是國內的地方保護主義限製了企業的市場空間；二是加入世貿組織後,各國針對我國產品設置的非關稅壁壘。溫州企業自生之始,便不斷遭遇到各地地方保護主義設置的市場壁壘,民間商會作為一種組織化的力量在維護企業的合法權益、掃清障礙中積極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