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上半年,溫州貨車途經江蘇句容境內時被查扣、罰款,其理由是“打假”,而實際上不過是當地有關部門搞“創收”。溫州貨難過句容關,企業的聲譽和經濟也蒙受了巨大的損失。在查明真相後,溫州托運業商會、總商會迅速向當地政府表明態度,並取得了輿論的支持。在溫州市政府的支持下,終於使事件得到解決。從第二個層麵來看,加入WTO以後,行業協會和民間商會在消除各國設置的非關稅壁壘方麵的作用更加突出。WTO所代表的全球範圍內的多邊貿易體製,是對傳統的國與國之間的雙邊貿易和區域性多國複邊貿易體製的擴展,意味著國家間以及雙邊和複邊性貿易藩籬逐步減弱和拆除。但隨著關稅壁壘的減少,非關稅壁壘以及利用上述與非關稅壁壘有關的各項協定中的例外條款限製國際貿易的現象卻此起彼伏,這給行業商會靈活運用WTO規則,保護協會成員利益、推動本行業發展提供機遇,使其信息和協調功能在全球市場領域得到擴展。尤其在反傾銷方麵,商會（行業協會）的作用更為突出。21世紀之初,溫州各商會在應對歐美各國反傾銷浪潮中的出色表現和重要作用,贏得了溫州企業家的信任。由於溫州的出口產品中勞動密集型產品占較大份額,成本低,產品技術含量不高,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優勢往往體現在價格上。2001年以來,溫州的眼鏡、打火機、製筆等行業相繼遭遇反傾銷的麻煩。2001年10月,歐盟標準化委員會製定了一項關於打火機安全使用條款--CR法案,要求2歐元以下的打火機要設置安全裝置,對中國打火機設置技術壁壘。2002年6月28日,進一步對中國打火機進行反傾銷調查。2001年底,土耳其針對中國眼鏡實施保障措施調查。2002年8月,印度對中國出口的塑料鏡片實行反傾銷調查。2003年5月22日,土耳其發布公告,對中國向土耳其出口的自動鉛筆和圓珠筆開展反傾銷調查。這些反傾銷調查對溫州企業的影響尤為明顯。溫州眼鏡商會、煙具協會等行業協會走出國門積極應訴,扮演了行業代言人的角色。整個應訴和談判過程艱辛曲折,經曆了反反複複的多個回合,應對小組以自己卓越的智能和才能,有理有利有節,不斷化險為夷。而大後方溫州,也一直給予大力支持。在協會的組織下,會員企業踴躍籌款,協會會長、副會長、理事等帶頭出資,為順利籌資贏得了時間,先後籌資200多萬元。協會成立了應訴小組並作出了明確的分工,分別與代理律師、同我方利益一致的歐洲打火機進出口商協會及國內有關方麵保持聯係,及時溝通信息。卓有成效的應訴,終於取得效果。2003年3月,溫州煙具協會收到國外代理律師的消息：由於內部意見不統一,歐盟委員會決定延期進行初裁,但期限未定。這表明歐盟還沒有足夠的理由對中國打火機加征反傾銷稅。7月14日,作為起訴方的歐洲打火機製造商聯合會致函歐盟委員會,提出無條件撤回反傾銷申訴的請求。7月17日,歐盟方麵決定終止進行的反傾銷調查程序。至此,中國打火機企業應訴歐盟反傾銷取得了完全勝利。溫州煙具協會贏得歐盟反傾銷勝訴,是中國加入WTO後應對歐盟反傾銷訴訟的首次勝利,也是中國地方行業協會組織中小企業小產品反傾銷勝訴的第一案。
它不僅受到了世人的矚目,更為新興的行業組織贏得了國內外商家的尊重。從給予優秀民營企業家個人政治優待,到給予群體關懷,從民營企業家通過個人渠道為少數企業謀求特殊利益,到整個群體代言人體製的初步建立,一種全新的代言模式初步形成。周德文領導的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的實踐可資參見。1999年成立的溫州市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員企業1000多家,每名會員交年費800元,在規模和活躍程度上均堪稱溫州的“第一大商會”。促進會甫一成立,會長周德文便以民進溫州市委副主委、溫州市政協常委的身份,在溫州市政協會議上,建議成立溫州市經濟發展環境投訴中心。促進會不足周歲,針對中小企業擔保難問題建言“盡快建立中小企業貸款擔保機構”，即獲溫州市政府同意。促進會聯手溫州市總商會,籌建“溫州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投資有限公司”。“中小企業發展專項基金”是周德文和“促進會”促成的第三個大的公共項目。截至2008年8月,溫州市政府已拿出2000萬元專項資金,無償援助有潛力的中小企業和擔保機構。2008年3月底,溫州的30多萬家中小企業有20%左右陷於停工或半停工狀態。不久,“停工或半停工”的說法被媒體替換成“倒閉”,周德文緊急向溫州市委、市政府遞交《關於溫州中小企業生存狀況的初步調研報告》,分析溫州市中小企業發展中麵臨的困難及應對舉措。周德文說,作為收費的協會,協會每年都要大量走訪接觸會員企業,“我們比政府更了解中小企業的狀況”。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視察溫州一個月後,利好消息接連出台。溫州企業家們說,“幾乎件件有回應,這前所未有。”“以前讓我們自生自滅,現在卻前所未有地重視。這是全新的轉變。”7月24日,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委員會發給周德文的一封致謝函說,“日前,中共中央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胡錦濤總書記就當前經濟形勢聽取黨外人士意見和建議。嚴雋琪主席代表民進中央發言,……你所提供的一些文章、資料成為發言稿的重要參考。特發此函表示感謝。”周德文說,“這是對我們工作的肯定。”在周德文看來,與一些官方性質濃厚的協會相比,他所在協會的最大優點,就是“敢於講真話”,“時不時地給政府提個醒”,“既然我們是中小企業利益的維護者,我們看到危機,就應該講出來,而不是明哲保身。”“這並不是要否定什麼”,而是“想讓中央高層看到基層真實的情況,對整個經濟健康發展有利”。將企業共性問題延伸為公共政策,這樣的代言體製,從促進會成立開始便一直堅持。對於溫州非政府公共組織的現實功能和未來前景,陳剩勇教授說：“溫州民間商會和行業協會作為行業利益組織化的載體,體現了社會自組織和自治的原則,為行業內企業提供了一種非行政的社會管理方式。它以社群利益為導向,發掘和運用分散的社會資源,為其成員謀求發展,主動地、自覺地參與本行業公共事務的治理。雖然,目前行業商會仍然處於成長階段,特別是在國家有關行業協會職能和定位的相關法律還沒有出台的情況下,溫州民間商會的組織職能還不能完全到位,一些商會的組織結構也還有待於健全,但從目前的發展趨勢看,這些由民營企業家自發組建、自願加入、自主治理的行業組織的實踐,初步顯示出了其作為溫州社會經濟領域的新型社會組織、社會整合機製、治理機製和溝通方式的基本麵相。
民間商會已經成為溫州正在發育的築基於市場經濟之上的現代社會架構中必不可少的中間結構的一部分,承擔著其他組織和團體都無法替代的經濟功能和社會功能。研究溫州本土經濟的馬津龍教授分析說,“溫州已到了新的改革突破口。”“進一步的改革,是溫州層麵解決不了的問題,而是製度安排的問題。”而這些問題,正需要代言人體係的建立。“商會等民間組織的力量,決定於兩方麵：第一,民間組織所代表的那些企業,它們的力量是否強大；第二,政府方麵的權力是否受到限製。”“企業解決不了,政府又不管,民間組織才有生存空間。”雖然民間組織取得了可觀的進展，但也就處於初級階段水平，距成熟、完善的非政府社會公共組織，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馬津龍認為,民營企業家從政,是一種表達訴求的方式。這種對優秀民營企業家的個人關懷充滿了隨機性,幾乎沒有製度性的保障,實際加劇了特權形成的不平等。邱繼寶的飛躍集團就是一個例子,“企業倒不倒本身是經濟現象,但在這種體製下有時卻反而成了政治問題。企業該破產就破產。丘繼寶為什麼就不能破產？”周德文認為,與日本、德國、新加坡等中小企業發達的國家相比,中國以商會為代表的民間組織代言體製建設,仍前路漫漫。有一民營企業家身份的人大代表曾對《勞動合同法》的某一條款提出異議,立刻被外界斥為黑心老板。“假如有正常的代言體製,作為企業家代表為自己所代表的利益團體鼓與呼,有什麼不可以？”馬津龍說。“德、日等國,有關中小企業和組織的法律是厚厚一本書,我們隻有非剛性的薄薄一本促進法。”周德文慨歎,有麻煩的事就推給協會,大部分協會又沒有保障。利益代言體製的缺失,溝通和訴求困難重重,最終迫使企業家走向靠攏政治的非常之路。（三）攜手共渡難關受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以及所連帶的全球經濟不景氣影響,浙江省2008年的經濟形勢遭遇了多年未遇的挑戰。7月7日,一份題為“當前中小企業生存環境亟待改善”的調查報告,由浙江省緊急報送國家發改委、農業部辦公廳等部門。報告直言,浙江經濟正處在產業升級轉型期、國際經濟波動期、宏觀調控緊縮期“三迭加”的關鍵時期。全省200多萬家民企處境微妙,大量中小企業生存麵臨危機,關停並轉增多,許多宏觀層麵上的問題僅靠地方政府、企業本身難以解決。報告呼籲,國家有關部門應適時出台包括“積極實施穩健的金融政策”在內的6大扶持措施,化解中小企業資金短缺困境,促進區域宏觀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同日,省政府辦公廳低調發文《關於促進全省外貿穩定健康發展的意見》,出台了14條“含金量”較高的扶持政策。7月召開的浙江省企業聯合會第6次會員代表大會上,省長呂祖善曾向數百位與會企業家鄭重承諾，“政府將和企業一起,齊心共渡難關。”之前,形勢已然嚴峻。6月5日,《財經》雜誌報道,縫製設備生產龍頭企業飛躍集團陷入資金困境,目前台州市政府已經派人進駐飛躍,全麵接管了飛躍的賬目,想方設法對該公司進行拯救。在接受《財經》記者的電話采訪時,飛躍董事長邱繼寶稱已“焦頭爛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