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於髡說：“從前王豹住在淇水旁邊，河西的人都會唱歌；緜駒住在高唐，齊國西邊的人都會唱歌；華周、杞梁的妻子痛哭她們的丈夫，因而改變了國家的風尚。內裏有的，一定要表現在外麵。幹了事外麵卻見不到功績的，我從來沒見過。所以，今天是沒有賢人，如果有賢人，我一定會知道他。”
孟子說：“孔子做魯國司寇的官，不被重用，跟隨著去祭祀，祭肉也不見送來，於是匆忙地離開了魯國。不了解孔子的人，以為他是為爭祭肉而離開魯國的。了解孔子的人，以為他是為魯國失禮離開魯國的。至於孔子，卻是要自己背著一點小罪名而走，其實他並不想隨便離開。君子的所作所為，一般人本來是不知道的。”
解讀
孟子在齊國雖然沒有受到重用，但在齊國的聲譽卻無人能比。滑稽善辯的淳於髡在齊國也是一位盡人皆知的名人，對孟子卻很不服氣。他這次和孟子的談話，就想極力貶低孟子。首先，淳於髡舉出賢者的兩種類型：“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而在淳於髡眼裏的孟子，哪種都不是。也就是說孟子不夠一位賢者。孟子舉出伯夷、伊尹、柳下惠三位曆史上已有定評的賢者，他們都各有各的特點，來反駁淳於髡。意思是說自己的賢也有自己的特點，隻是自作聰明的淳於髡沒有看出來。
接著淳於髡以魯繆公時賢者在朝，國力卻削弱得更厲害的史實，說明賢者無用。孟子用虞國不用百裏奚而亡，秦國用百裏奚而霸的史實說明不用賢者國家必亡，賢者對國家有大用；不用賢者的國家，就是願意削弱土地而讓政權存在下去都不可能。
最後，淳於髡以“有諸內，必形諸外”和“為其事必有其功”的道理，說明當前沒有賢者。孟子則以孔子不為人所知為例，說明“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來駁斥淳於髡。對於孔子離開魯國的原因，有兩種說法，但都不對。孔子不以齊人饋女樂走，而等魯君不送祭肉才離開魯國，是不想彰顯魯國君臣的過失，而寧願自己擔上一些罪名。孔子的忠厚之心，豈是普通人所能理解！話語中，孟子諷刺淳於髡徒有滑稽好辯的美名，其實不過是一個“不知人”的眾人（普通人）而已。
原文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日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日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譯文
孟子說：“五霸對三王說來是有罪的人；現在的諸侯，對五霸說來是有罪的人，現在的大夫，對諸侯說來是有罪的人。為什麼這麼說呢？請看過去，天子到諸侯國家去叫巡狩，諸侯朝見天子叫述職。天子巡狩，春天考察耕種情況，補助有困難的人；秋天考察收獲情況，幫助生產生活不夠的人。到一個國家，如果土地已經都開墾了，田野都收拾的很好，老人有所養，賢者受到尊重，傑出的人才立於朝廷，那麼就有賞賜，賞賜用土地。如果到一個國家，土地荒蕪，老人被遺棄，賢者都散失了，而搜刮民財的人立於朝廷，那麼就有責罰。諸侯述職，一次不朝，就降低爵位；兩次不朝，就削減土地；三次不朝，就派軍隊去征伐。所以，天子用武力是‘討’，而不是‘伐’；諸侯則是‘伐’，而不是‘討’。五霸呢？是挾持一部分諸侯來攻伐另一部分諸侯的人。所以我說，五霸對三王來說，是有罪的人。五霸，數齊桓公最強大。在葵丘的一次盟會，各諸侯捆綁了犧牲，上麵放著盟書，並沒歃血盟誓（因為相信諸侯不敢背棄盟約）。第一條盟約說：誅責不孝之人，不要廢立太子，不要立妾為妻。第二條盟約說：尊重賢人，培育人才，來表彰有德的人。第三條盟約說：尊敬老人，愛護幼小，不要慢待外賓和旅客。第四條盟約說：士人的官職不要世代相傳，公家的事務不要一個人兼兩樣，錄用士子一定選拔好的，不要專斷專行地殺戮大夫。第五條盟約說：不要到處築堤，不要禁止鄰國來采購糧食，不要有所封賞而不向盟主報告。最後說，我們所有參與盟會的人，從訂立盟約以後，完全恢複舊日的友好。現在的諸侯，都違犯了這五條禁令，所以說，現在的諸侯，對五霸來說，是有罪的人。作為臣子，助長國君的過錯，其罪還算小，逢迎國君的過錯，其罪就大了。現在的大夫，都逢迎國君的過錯，所以說，現在的大夫，對諸侯來說，是有罪的人。”
解讀
據朱熹《四書集注》，自“入其疆”至“則有讓”是說天子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是說諸侯述職之事。
三王時代的政治，是孟子所理想的。那時，自天子、諸侯以至大夫，都依禮而行，天子巡狩，諸侯述職，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可是，自西周東遷之後，諸侯勢力強大，天子不能巡狩，諸侯也無人再去述職，強淩弱，眾暴寡，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所謂的“盟約”也隻是表麵文章而已。後來，有些國家的政治被大夫把持，終於出現了三家分晉和齊國被陳氏篡奪的結果。孟子把這些變化的責任，層層往下推，歸罪於諸侯和大夫。這可能是當時一些人的看法。我想變化是許多因素促成的。如果在上者能明察時勢，進行改革，采取恰當的製度和政策，變化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曆史，就說明了這個道理。可惜東周的天子，個個都是昏庸無能之輩，又無能人輔佐，變化就成為必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