貉稽說：“我被人家說得很壞。”
孟子說：“沒有關係。士人很討厭這種隨便議論別人的人。《詩經》說：‘我的心裏愁悶，是因為深遭那群小人怨恨。’孔子可以說是這樣的。又說：‘雖不能消滅它的慍怒，但也不失落自己的名聲。’這說的是文王。”
解讀
貉稽受到別人的毀謗，有些想不開，孟子用《詩經》和孔子、文王的事跡來勸說他，勸他不要把別人的毀謗放在心上，而要像《綿》所說的那樣：“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即自己加強修養，依道而行，盡其在我。
原文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譯文
孟子說：“賢德的人先使自己明白了，然後去使別人明白；今天的人，自己還糊糊塗塗，卻想使別人明白。”
解讀
這段話，應令從事教育工作的人深省。一個教師想“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不但不可能，而且說明自己沒有責任心。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說的好：“為教而學必須設身處地，努力使人明白；既要努力使人明白，自己更自然而然的格外明白了。”（《陶行知文集》第190頁）
沒有責任心的教師是在誤人子弟，不僅誤人子弟，而且影響國家的發展。所以，做教師的必須有強烈的責任感。粱啟超先生說：“一個人若是在教育上不感覺有趣味，我勸他立刻改行。”（《飲冰室文集》第13冊第15～16頁）
原文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譯文
孟子對高子說：“山路上行人常走的地方，堅持不變地走下去，就成了一條路；隻要有一個時候不去走它，又會被茅草堵塞了。現在茅草也把你的心堵塞了。”
解讀
本章孟子用山間小路的成與廢，來比喻人心的通與塞。高於原是孟子的學生，因學不見道，不免心裏猶疑，孟子就用這個比喻來開導他。一個人想達於道，就必須像山間的小路一樣，不停地去走，即不停地加強修養，如此才行。看來，學道也並不容易，但失道卻很容易，隻要你稍有懈怠，就像山間的小路一樣，幾天不走就雜草叢生，而不成其為路了。人隻要放鬆了對自己的要求，私心雜念就會乘虛而入，就會離道越來越遠。
人性本善，仁義禮智根植於心。所以，你隻要順著本性去做、去想，就會成為君子。但要不間斷地去做、去想才可以，你隻要心一怠惰而不思，就會為私欲蒙蔽，變得昏聵糊塗而自我迷失了。這就是孟子說的：“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告子章句上》第十五章）
由此看來，人犯錯誤、變壞，是不能怪別人怪環境的，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自己身上。
原文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孟子曰：“何以言之？”
曰：“以追蠡。”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譯文
高子說：“禹的音樂高於文王的音樂。”
孟子說：“為什麼這麼說呢？”
高子說：“因為禹傳下來的樂鍾的鍾鈕都快斷了。”
孟子說：“這怎麼能足以證明呢？城門洞裏的車轍那樣深，難道隻是幾匹馬的力量嗎？”
解讀
禹在文王前一千多年，禹王的鍾鈕，到戰國時期已有一千八百年，即使不用也該斷了。高子據此說禹王的音樂高於文王的音樂是沒有道理的。
孟子解釋說：“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意思大概是：城門洞很窄，隻容一輛車進去，所有進出城的車都要走這條路，所以其車轍深。城門內外道路寬，可以並行幾輛車，其車轍自然就淺了。孟子的意思是不是說：禹時鍾的數量很少，所以利用率高，鍾鈕就負擔重，而到了一千年後的文王時，生產發達，文教繁榮，鍾就多了，每個鍾的利用率相對就少了？
關於本章的真義，朱熹《四書集注》說：“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
原文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複為發棠，殆不可複。”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譯文
齊國遭了饑荒。陳臻對孟子說：“齊國人都以為老師會再度勸齊王打開棠地的糧倉來賑濟災民呢。您大概不會這樣做了吧？”
孟子說：“再這樣做就成了馮婦了。晉國有個人叫馮婦，善於打虎，後來成了善人，就不再打虎了。有一次他到野外去，看到許多人在追老虎。老虎靠著山角頑抗，眾人也不敢上前去打。他們望見馮婦了，就迎上前去，請馮婦幫忙。馮婦就捋起袖子伸出胳臂下了車，大家都高興了。但作為士的那些人卻譏笑他。”
解讀
馮婦原來是遠近聞名的打虎能手，後來學好不幹了，但一有機會就又幹起來，因此受到士人的恥笑，留下“下車馮婦”這樣一句成語，諷刺那些重操舊業者。
孟子用馮婦的故事，表明自己不會再向齊王進言。朱熹在《孟子集注》中說：“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原文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譯文
孟子說：“口的對於美味，眼的對於美色，耳的對於美聲，鼻的對於芬芳氣味，四肢的對於安逸，這些愛好，都是天性（生理欲望之性），但是得到與否，卻屬於命運，所以君子不把它們認為是天性之必然（不是非有不可，沒有也一樣做人）。仁的對於父子，義的對於君臣，禮的對於賓主，智的對於賢者，聖人的對於天道，它們能否實現是屬於命運，但也是天性之必然（沒有就難以做人），所以君子不把它推給命運（努力求其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