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理想人格在聖，聖之所以為聖，在完成其平治天下教化人間的外王事業，故聖人之道，與外王事業不可分，統稱聖王，也就是《莊子·天下篇》所謂的內聖外王之道。這一聖王合一的傳統，到了孔子遂告分離，孔子所以夢見周公，正表達了這一有周公之德、無周公之位的遺憾。當時，王綱失墜，大一統崩解，“聖”人之道的傳統已不能由周“王”朝一家開，孔子作《春秋》，而《春秋》以褒貶為征伐，正是天子的事，此隱然接下了聖王合一的道統，孟子力辟楊墨，破斥許行，無異於孔子作《春秋》的用心。孔子批判亂臣賊子，孟子批判異端邪說，且孟子推尊堯、舜，肯定湯、武，判桀、紂一夫，並羞稱五霸，此褒貶曆代政治得失，正是孔子作《春秋》更上一層的推擴，孔子作《春秋》是天子之事，孟子貫串聖王道統，又何嚐不是天子之事？司馬遷列孔子於世家，而以素王稱之的真用心，就有見於此，而孟子是最能由此肯定孔子偉大的人。
由是而言，孟子的偉大人格，不僅表現在對抗時代狂潮的道德生命，而且突顯在貫串聖王道統的文化理想，有關政治層麵的反省與建構，都離不開道德生命的開展與文化理想的擔負，這承自孔子的儒學命脈，道德是人生的道路在德行，文化是以“文”化“質”，而政治教化正是通貫二者之間的橋梁。故政治又是道德，又是文化，此之謂道之以德，為政以德，此之謂以德行仁，而王不待大。
由堯、舜到商湯，其間五百多年，由商湯到文王，其間又五百多年，由文王到孔子，其間又有五百多年。堯、舜至於湯，是經由禹、皋陶的見而知之，才往下流傳而有商湯的聞而知之；湯至於文王，是經由伊尹、萊朱的見而知之，才往下流傳而有文王的聞而知之；文王至於孔子，是經由太公望、散宜生的見而知之，才往下流傳而有孔子的聞而知之。五百年而有王者興，其間若無轉接衛道的賢者，就可能斷隔而不能傳承統貫。孔子下來，到了孟子，已有一百多年，雖五百年而有王者興，不會落在孟子身上，然而作為一個弘揚儒學的衛道人士，孟子自覺是責無旁貸的。他看看自己去聖人之世未遠，又緊鄰聖人而居，見而知之的大任，又舍我其誰呢？他自我惕厲，設若他不能見而知之，則三百多年後聞而知之，可能就斷絕難繼了。這是文化傳統的接棒，文化傳統的代代相傳。孟子真是中國曆史上最有使命感的文化鬥士，最有生命力的衛道聖雄（《孟子義理疏解·政治文化》第363～365頁）。
活學活用
浩然正氣：領導者挺立天地間的不二法門
自古做人難，做一個有一身浩然正氣的人更難，因為這是一個需要自我修行的過程。《菜根譚》中有語：“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從烈火中煆來；思立掀天揭地的事功，須向薄冰上履過。”
對於養氣修心的功夫，能夠修到純粹精湛的，非孟子莫屬。
儒家思想中關於人的修養有“內聖外王”之說，孟子就此修養之道，指出“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孟子首先說明養氣修心之道，雖愛好其事，但一曝十寒，不能專一修養，隻能算是但知有此一善而已。必須要在自己的身心上有了效驗，方能生起正信，也可以說才算有了證驗的信息。由此再進而“充實之謂美”，直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才算是“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的成功。
修身養性，就是這樣一個不斷克服自身缺點、不斷進步的過程。俗話說不經曆風雨，怎能見彩虹，不下一番苦功，如何練就金玉人格。要想達到大境界，必須在修身養性上下苦功。時時拂拭心靈，處處反思行為，莫讓自己蒙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