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行忠信”是古代德育的內涵之一
中國古代教育內容以倫理道德為主，一般文化知識教育服從於道德教育的需要。“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論語·述而》），行、忠、信都是德育內容；“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孝、悌、信、愛、仁亦皆為倫理道德。作為中國古代傳統教育內容的《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無不以德為主。而西方古代教育內容則是以理性教育（智育）為主，強調道德與知識等同，並且把知識與智慧看得比道德更為重要。蘇格拉底認為“美德就是知識，”古希臘智者派主張授予學生《文法》《修辭學》《哲學》，柏拉圖、亞裏士多德主張從小教給孩子讀、寫、算、騎、射等知識和技能，長大後授予幾何、天文學、哲學等知識。應該說，西方古代教育內容較為廣博，涉及不少自然科學知識，這一點恰恰是中國古代教育內容中的一大缺陷，盡管中國古代教育家有時也論及知識教學問題，但不係統，也非主流。
傳統行政思想的內涵及其借鑒的必要性
行政文化是行政體製的深層結構，是行政管理的靈魂。行政文化通過行政人員的思想意識影響著行政實踐。發軔於夏、商、周三代，定型於兩漢，因襲發展於隋、唐、宋、元、明、清各代，橫貫數千年經久不衰的傳統行政文化，雖然在當代遭到西方行政文化的強烈衝擊，但仍以堅韌的生命力固存於當代中國的行政文化係統中。
從文化哲學的角度看，傳統行政思想與傳統行政心理和傳統行政觀念這三個互為關聯的方麵一起，共同構成了傳統行政文化的內涵。傳統行政思想是古代人們在行政實踐中形成的主觀想法和見解的總稱，是理論化、係統化的行政認識。
世界著名管理大師德魯克認為：管理以文化為轉移，如能很好地利用當地的傳統、價值觀和信念，管理就會獲得更大的成就。中華文化的傳統、思想和精神如遺傳基因一樣，深藏於人們的潛意識和顯意識之中，並在人們日常的思想、語言和行為上不斷地表現出來。所以，行政管理體製改革，隻有考慮到傳統文化的各種影響，才能更好地有效推進；行政管理行為方式的選擇和運用，隻有以對傳統文化的較深理解為基礎，才能取得較好的管理效果，達到預期的行政目的。現代行政文化建設離不開對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建立符合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的現代行政文化是行政管理改革和行政發展的重要環節，是行政管理現代化的重要保證。
值得借鑒的中國傳統行政思想
1.“民為邦本”和“仁政”的行政價值觀
當前我國政府機構改革的目標是建立辦事高效、運轉協調、行為規範的行政管理體係，提高為人民服務的水平。它內在地包括了民主和效率兩個相互依存的價值取向，這與傳統行政文化的某些民主性思想有相通之處，而這些在現代社會仍具價值的思想對政府機構改革目標的製定和實現有著促進的作用。
反觀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以人為本、民本治國的思想源遠流長。春秋時期，齊國著名政治家管仲最先提出了以人為本的概念。他在《管子·霸業》中說“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治則國固，本亂則國危。”《尚書》中說：“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孔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思想；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思想。古代“民本”思想的主要內容既包括“君為民立”“吏為民役”“得其心，斯得其民矣”的民本價值觀，也包括愛民、利民、保民、富民等實現民本思想的措施和手段，還包括察民情、順民意、安定民生、體恤民疾和取信於民的方式和目的。古代“民本”思想與共產黨的宗旨有相通之處：共產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實現此目的，必須走“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在新的曆史條件下，我們黨明確提出以人為本的理念，既是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又是全麵建設小康社會實踐的需要。當前中國的政府機構改革，歸根結底是要提高為人民服務的水平。從這個意義上講，“民本”思想有助於政府機構改革目標的製定和實現。
在《禮記·哀公問》中，孟子要求為政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古代“仁政”思想同霸政思想相對立，是一種“以德行仁者王”的王道行政學說，它以“德治”為基礎，是一種將行政問題道德化的學說。其主要內容包括治民以“恒產”、薄稅賦、輕刑罰、救濟窮人、保護工商等，這種思想至今仍有超時代、超階級的價值。對政府機構改革而言，要實現民主和效率的改革目標，就必須精簡機構，裁撤冗員，減輕納稅人的負擔，同時又要完善社會保障製度，“惠顧在社會競爭中的最不利者”。所以，古代“仁政”思想對促進政府機構改革仍具有積極意義。
2.“和而不同”的行政協調觀
中國傳統文化主流是提倡“和”的。但這個“和”不是犧牲掉多樣性，而是在包容多樣性的前提下實現的統一。西周末年，鄭國的史伯就提出了“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到了春秋末期，齊國思想家晏嬰更進一步指出和與同的差異，認為從日常生活到國家大事，都是靠不同的事物不同的意見“相成”“相濟”，形成和的局麵，方能生存發展。如果拒斥不同，追求一律，隻能一事無成。與晏嬰同時代的孔子在《論語·子路》中更把“和”“同”思想提煉為道德箴言，叫做“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而不同的要旨可歸結為三個層次：社會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認識；不同的人和認識互相補充，共同促進；在統一的前提下使整個局麵達到和諧。從微觀說，這是處理人際關係的原則；從中觀說，這是為政之道；從宏觀說，這也是建設和諧社會的需要。所謂“和而不同”，即和睦相處但不盲目苟同之意。這對於今天我們通過政府機構改革，提高我們的執政能力和善政水平都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首先，一項公共政策的製定或執行，如能運用“和而不同”的思想，經過專家論證、人大常委會審議等法定程序，或讓廣大社會成員參與決策，就能集思廣益，從而保證決策的科學性、現實性和可行性，防止決策的重大失誤，降低決策成本和社會成本。其次，在改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關係，調整地方政府內部利益關係的過程中，“和而不同”思想仍具有積極的意義。一是要按照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間職能配置的基本原則以及“和而不同”的思想，對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事權加以合理安排、明確規範，避免職能配置趨於“同構化”以及中央高度集權。同時，在規範各級政府事權的基礎上，加強政府間的協調和統一。二是要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遵循“趨向綜合、宜粗不宜細”的總體原則以及“和而不同”的思想，重新調整政府部門間的職能結構，做到職責明確、分工科學，同時注意加強部門之間的協調與合作。
3.以德治國的行政倫理觀
當前政府機構改革，建設高素質的公務員離不開行政倫理建設。我國傳統行政思想中有豐富的可資借鑒的行政倫理思想。如孔子在《論語》中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即認為道德教化在政治中的作用，決非刑罰所能達到的。孔子要求統治者必須有表率的作用，“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能不正？”孟子也說：“行仁政、正君心、修德性。”
江澤民提出的“以德治國”思想是在繼承傳統治國之策基礎上的升華，將其提到了一個新的更高的境界。他指出：“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依法治國，同時，也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對於一個國家的治理來說，法治與德治從來都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二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廢。”所謂以德治國，一是治國者要有德，二是治國者要以德教化天下。普天之下，從上到下，從官到民，皆為有德之士，這是以德治國的最終目的。“官德”是以德治國的首要問題。因此，具有德治思想傳統的中國曆來重視行政倫理即官德的建設。曆史上規範官員行為的官箴要求官員要貫穿“自律”精神，堅持“公”字為重。官箴屬於行政法的範疇，但又有濃厚的習慣法色彩。官箴、官箴的重要表現形式——戒石銘，作為行政倫理的載體將世世代代的行政主體連接起來，成為規範行政行為的道德準則。官箴、戒石銘的價值原則，是把朝廷所代表的“公家”（國家利益）置於無可動搖的最高地位，要求各級官吏正確處理“國”與“家”的關係，公正行事，即所謂“公生明，偏生暗”。但當官員發生“角色衝突”時，各級官吏的“組織人格”，在官箴、戒石銘的警示之下，變道德義務為行政責任，避免出現“公、私”倒置，“權利與義務”錯位，這就是傳統行政倫理的現代意義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