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寶玉尚且如此，現在我們就可以理解薛寶釵、林黛玉、史湘雲等人為何能夠年紀輕輕就有如此之高的詩才了吧？那敢情也是下了一番工夫苦出來的。可見，古代貴族子女的教育是相當殘酷和高壓的。賈寶玉的生活，並不如我們想象的那麼輕鬆和愜意呀。
最後，正因為有這樣的高壓式教育，也才會有賈珠的早死和賈璉等人的望而卻步不讀書。
賈寶玉尚且如此，被寄予厚望的賈寶玉的長兄賈珠就更慘了。
這政老爺的夫人王氏，頭胎生的公子，名喚賈珠，十四歲進學，不到二十歲就娶了妻生了子，一病死了。
大家想一下，賈珠短暫而悲慘的一生。三四歲甚至更小就開始讀書識字，苦讀到十四歲中了秀才，不到二十歲就娶妻生子，然後就累得病倒了，死了。這就是一個所謂貴族公子哥在高壓式教育下的悲慘命運。
由於中國封建社會的文官選拔是與文化考試緊密相連的，它促使人們異常重視文化知識（主要是儒家經典）的學習。於是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思想支配下，文化知識教育便成為眾多家庭幼兒教育的主要內容。
封建社會家庭對幼兒實施的文化知識教育，主要是教他們識字、學書、聽解《四書》，以及學習一些名詩、名賦、格言等。
識字教育是文化知識教育的重點與起步，在有條件的家庭中，幼兒的識字教育一般在3、4歲時便已開始，並且有的家庭還很注意研究識字教學的方法，如清代學者蔣士銓4歲時，其母“鏤竹枝為絲斷之，詰屈作波（即撇）、磔（音zhé，即捺）、點、畫，合而成字，抱銓坐膝上教之。既識，即拆去。日訓一字，明日令銓持竹絲合所識字，無誤乃已。”（蔣士銓：《鳴機夜課圖記》，《古代家教篇》，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4頁。）以竹絲代筆合成字，不僅能引起兒童興趣，而且對於兒童清楚字的筆畫結構亦有益處，此外，她的教學方法還運用了教學中的鞏固性原則。又如清代學者崔學古撰寫的《幼訓》一書中，也探討了識字教育中的方法問題，他說：“凡訓蒙，勿輕易教書，先截紙骨（即紙牌），方廣一寸二分，將所讀書中字，楷書紙骨上，紙背再書同音，如‘文’之與‘聞’，‘張’之與‘章’之類，一一識之……識後，用線穿之，每日溫理十字，或數十字，周而複始……”（崔學古：《幼訓》，《中國學前教育史資料選》，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頁）此外，如清代學者唐彪、王筠都曾對幼童識字教育進行過研究。
封建社會對於用作幼兒識字啟蒙教育的字書教材的編寫頗為重視，秦時李斯著有《倉頡篇》，趙高作《愛曆篇》；漢時司馬相如撰《凡將篇》，史遊作《急就篇》；南朝周興嗣的《千字文》與宋代王應麟的《三字經》，以及無名氏的《百家姓》，簡稱“三、百、千”，則是古代蒙學字書編寫的代表作，它們流傳極廣，甚至為朝鮮、日本所學習。這些字書雖不是專為家庭幼兒教育而編，但實際上許多家庭已將它們作為家教識字課本，原因在於這些教材編得生動活潑，而且均采用韻語，或三言句，或四言句，句短合仄，讀來朗朗上口，便於幼兒記誦。此外，它們雖都按集中識字編排，但並非字的機械組合，而是把它們巧妙地組成富於思想意義的句子，由此介紹日常生活常規、自然科學知識和進行思想教育等。可見，從嚴格意義上講，它是分散與集中識字相結合的教材，這種編寫方法很值得我們借鑒。
古代家庭教育中，由於人們普遍認為幼兒因手骨沒有發育完全，執筆有一定困難，故識字教學與習字教學常常是分開進行的。一般的家庭在幼兒6、7歲時才開始教他用毛筆在紙上練習寫字。教幼兒習字的程序大致是先教幼兒把筆，“蓋蒙童無知，與講筆法，懵然未解。口教不如手教，輕重轉折，粗粗具體，方脫手自書。”（崔學古：《幼訓》，《中國學前教育史資料選》，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51頁）其次是教幼兒描紅，第三步則是教幼兒臨摹名家碑帖，最後才是脫離碑帖習字。不過，古時也有出於種種原因，在幼兒4、5歲時即以蘆荻或木棒代筆在地上教其學書的，如南朝的道教思想家、醫學家陶弘景，“幼有異操，年四五歲，恒以荻為筆，畫灰中學書。”（李延壽：《南史·隱逸傳下》卷76，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897頁。）又如北宋文學家歐陽修4歲時喪父，母親鄭氏督教很嚴。因家貧買不起紙筆，即以荻畫地教子習字，後因以“畫荻”為稱頌母教的典故。
及早教幼兒識字、習字是為了使幼兒能及早閱讀儒家典籍。在某些家庭中，或山於父母“望子成龍”心切，或由於幼兒特別聰慧，當幼兒4、5歲已能識得一些字後，便開始教授《四書》《孝經》等，北齊的顏之推曾說：“士大夫子弟，數歲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禮》，《傳》，少者不失《詩》《論》。”（顏之推：《顏氏家訓·勉學》，《顏氏家訓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41頁）可見當時的士大夫家庭對幼兒進行儒家經典的教學已很普遍。
由於詩賦是科舉考試中的一項重要內容，故在家庭中亦極為重視對幼兒進行詩賦知識的啟蒙。當時在家庭中主要是選擇漢賦中的某些名篇、唐宋詩中的某些名家作品讓幼兒背誦。最為常用的教材有《唐詩三百首》《千家詩》和北宋汪洙的《神童詩》等。
在學前家庭教育中，當時除重視對幼兒進行文化知識的傳授外，還著意於使幼兒養成樂學、勤學的學風。為此他們常常鼓勵幼兒要從小立下大誌，以此作為勤學苦讀的目標和動力。如三國時的諸葛亮在《誡子書》中曾說：“非學無以廣才，非誌無以成學。”視誌向為成才的前提與保障。顏之推也認為：“有誌尚者，遂能磨礪，以就素業；無履立者，自茲墮慢，便為凡人。”（顏之推：《顏氏家訓·勉學》，《顏氏家訓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41頁）同時他們還經常用許多古今學者珍惜光陰、勤勉學習的範例激勵幼兒勤學、苦學，如顏之推在家訓中就曾引古時蘇秦刺股苦讀，孫康映雪讀書，車武子囊螢照書等事跡教育子孫後代勤奮學習，從小養成踏實勤奮的求學作風。
注重幼兒的身體保健
古代學前兒童的教育內容是以思想教育與文化知識教育為主，但同時在許多家庭中也注意到教養結合的問題，強調注重對嬰幼兒的身體保健工作。明代醫師萬全在《育嬰家秘·鞠養以慎其疾》中認為：“（小兒）能坐、能行，則扶持之，勿使傾跌也。”明人徐春甫要求僮仆、婢妾“不可訓其手舞足蹈，無禮罵人，高舉放倒，猛推閃避。”（徐春甫：《古今醫說·嬰幼論》，《古今圖書集成·藝術典》卷422。）為了提高嬰幼兒抗禦疾病的能力，許多中醫學者反對嬰幼兒過飽過暖。明時許相卿說：“嬰孩懷抱，毋太飽暖，寧稍饑寒，則肋骨堅凝，氣岸精爽。”（許相卿：《許雲·貽謀》，叢書集成初編本，第2、3頁。）民間也有“若要小兒安，常帶三分饑與寒”的諺語，元代的張從政甚至主張：“兒未坐時，臥以赤地，及天寒時，不與厚衣，布而不綿。”（張從政：《儒門事親過愛小兒反害小兒說》，《中國學前教育史資料選》，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55頁）
遊戲是學前兒童喜愛的活動，也是古代家庭中加強幼兒身體鍛煉的一種重要方法。早在戰國時期，《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中就有小孩玩“過家家”遊戲的記載：“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土）為飯，以塗（泥）為羹，以木為？（肉塊）。”古時能起到鍛煉身體作用的幼兒遊戲主要有拔河、跳百索（跳繩）、放風箏、踢毽子、踢球（琢石為球，以足蹴之，前後交擊為勝）等，許多遊戲至今仍為幼兒們所喜愛。
縱觀封建社會學前家庭教育的內容是非常豐富的，它涵蓋了德、智、體等諸方麵，與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的內容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體現了教育的連貫性。但古代學前家庭教育的內容又是偏頗的，它過於突出德育與智育，而且許多繁雜的教育內容過於成人化與教條化，使幼兒難以承受，在很大程度上扼殺了兒童的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