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會胎教的發展
封建社會的學前教育繼承了奴隸社會實施胎教的傳統，並進一步向前發展，這主要體現在中醫學理論的介入，使得人們對胎教的認識與實施更加符合科學。
《黃帝內經》是我國古代最早的中醫學著作，成書於秦漢時期。該書結合氣一元論與陰陽五行學說，對生命的成因、疾病的起源等作了唯物主義的解釋，指出人的某些疾病起因在胎兒時期，稱為“胎病”，如“顛病”就是“得之在母腹中時，其母有所大驚，氣上而不下，精氣並居，故令子發為顛疾也。”（《黃帝內經素問·奇病論》，《二十二子·黃帝內經》卷1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927頁）為避免“胎病”發生，保證胎兒健康發育，以提高新生兒的天然素質，有必要對孕婦的日常生活進行指導，通過母教實施胎教。這是我國最早從醫學角度探討胎教問題的論述。
隋唐以後，我國醫學處於迅速發展時期，與胎教有關的兒科、婦科日漸分化出來成為獨立科目。大批醫學家介入對胎教的研究與提倡，他們一方麵繼承和總結了前人實施胎教的經驗，一方麵從醫學角度進行闡明和論證，進一步提出養胎與服教相結合的主張，不僅豐富了古代胎教實施的內涵，也增強了古代胎教學說的科學性。
唐代醫學家孫思邈在總結前人胎教理論與自己臨床經驗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了古代胎教學說的基本觀點“外象內感”，意思是說母親所接觸的外界物象會直接感應到體內胎兒。他說：“妊娠三月名始胞，當此之時未有定象，見物而化。”（孫思邈：《千金方·養胎》，《中國學前教育史資料選》，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1頁）即認為3月的胎兒還未完全成形，很容易受到外界環境的影響而變化。為此他提出孕婦在妊娠3個月以後，應特別注意外界環境對胎兒的影響。認為為了生子健美，就必須常視犀象猛獸、珠玉寶物，以此接受孔武有力、容貌佼美的感應。同樣，欲使子孫道德賢良，聰慧無疾，也必須多“見賢人君子、盛德大師，觀禮樂、鍾鼓、俎豆、軍旅、陳設、焚燒名香，口誦詩書、古今箴言，居處簡靜”（孫思邈：《千金方·養胎》，《中國學前教育史資料選》，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1頁）等。孫思邈對孕婦提出的上述要求雖然還不免夾雜有臆想的成分，但從總體上說他強調孕婦必須注意外界環境對胎兒的影響這一基本思想則是正確的。
四、顏元引領了曆史發展潮流
顏元，是明末清初傑出的教育家。作為早期啟蒙思想的傑出代表，他深刻地批判了程朱理學脫離實際的書本教育，竭力提倡“實學”和“實用”的教育。他的教育思想對中國近代教育的發展，起了革新的作用。在中國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對傳統教育的批判
作為早期啟蒙思想的代表人物，顏元具有啟蒙思想家所共有的特點，即對傳統教育進行猛烈的抨擊，他對傳統教育的批判主要有三個方麵：
其一，揭露傳統教育嚴重脫離實際，認為傳統教育以儒家經典為教育內容，無半點治事的實用。其二，批判傳統教育的利、義對立觀。他認為“利”和“義”兩者並非決然對立，而是能夠統一起來的，其中，“利”是“義”的基礎，“正誼”，“明道”的目的，就是為了“謀利”和“計功”。同時，“利”也不能離開“義”，而且“利”必須符合“義”。顏元的這種思想，衝破了傳統的禁錮，使中國古代對於義、利關係問題的認識近乎科學。其三，抨擊八股取士製度。
“實德實才”的教育目標
批判了傳統教育的陳腐、虛無之後，顏元相應地提出了自己對合理教育的看法。他十分重視人才對於治理國家的重要作用，把人才視為是治國安民的根本。因而，他在“九字安天下”的方針中，把“舉人才”列為首位。
顏元不僅重視人才，而且進一步指出人才主要依靠學校教育培養，在他看來，“朝廷，政之本也；學校，人才之本也，無人才則無政事矣”，“人才為政事之本，而學校尤為人才之本也”，正確地揭示了學校、人才、治國三者之間的關係，突出了學校教育的重要地位。
顏元對學校教育的培養目標也有具體主張。他主張學校應培養“實才實德之士”，即是品得高尚，有真才實學的經世致用人才。
顏元的這種主張目的雖然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這是顏元思想的局限性。然而，他重視人才對於治國的重要作用，強調人才主要依靠學校教育培養，這些都是正確的。同時，他提出的“實才實德之士”的培養目標，顯然已衝破了理學教育的桎梏具有鮮明的經世致用的特性，反映了要求發展社會生產的新興市民階層對於人才的新要求，在當時無疑是具有進步意義的。
“實行”的教學方法
要培養“經世致用”之才，那麼教育應當如何做呢？對此，顏元強調“實行”教學法，這是顏元關於教學方法的一個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主張。
顏元認為，要獲得真正有用的知識必須通過自己親身的“習行”，“躬行而實踐之”，求諸客觀的實際事物。因而他所說的“習行”教學法，就是強調在教學過程中要聯係實際，要堅持練習和躬行實踐。
顏元重視“習行”教學法，一方麵同他樸素的唯物主義認識論有密切關係，他認為“理”存在於客觀事物之中，隻有接觸事物，躬行實踐，才能獲得真正有用的知識。另一方麵，他重視“習行”教學法的直接原因是為了反對理學家靜坐讀書、空談心性的教學方法。
但是，顏元強調“習行”，並非排斥通過讀和講學習書本知識。他認為通過讀書獲得知識，“乃致知中一事”。但“將學全看在讀上”，“專為之則浮學”。講說也不能廢除，但不可脫離實際空講。
顏元所說的“習行”，雖然講的是個人行動，忽視了“知”對“行”的指導作用，看輕了理論思維的重要性。但他強調接觸實際，重視練習，從親身躬行實踐中獲得知識，這可說是中國古代教學法發展上一次手足解放的運動，它一反脫離實際的、注入式的、背誦教條的教學方法。可以說是教學法理論和實踐上的一次重大革新。這在當時以讀書為窮理工夫，講說著述為窮理事業，脫離實際的“文墨世界”中，無疑具有進步意義。
“實學”教育內容
要打破傳統教育的局限，僅僅靠改變方法自然是不夠的，從教育內容上注入新的思想才是最為根本的變革。為了使人們學到的知識有實際的用途，達到經世致用，在教育內容上，顏元提倡以“六藝”為中心的“三事”“六府”“三物”為教育內容。
“三事”指正德（使事物保持原本的屬性）、利用（利用自然資源）、厚生（使人民生活富裕）說；“六府”指金、木、水、火、土、穀說；“三物”指六德、六行、六藝。“六德”為智、仁、聖、義、中、和；“六行”為孝、友、睦、姻、任、恤；“六藝”為禮、樂、射、禦、書、數。這三事、六府、三物，就是顏元所謂的“實學”。同時，顏元基於他“富國強兵”的政治理想，還提出教育要“兵農合一”、“文武兼備”。這些思想在當時看來是非常富有的進步意義的。
顏元的“六齋”教學
在當時的學校，實學的教育主張是很難推廣的，為了實踐實學的教育，晚年，顏元曾按自己的教育思想規劃漳南書院，陳設六齋，實行“分齋教學”，並規定了各齋的具體教育內容，這是對他“真學”，“實學”內容的最明確、也是最有力的說明。漳南書院的六齋及各齋教育內容為：
文事齋：課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等科；
武備齋：課黃帝、太公及孫、吳五子兵法，並攻守、營陣、陸水諸戰法，射禦、技擊等科；
經史齋：課《十三經》、曆代史、誥製、章奏、詩文等科；
藝能齋：課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等科；
理學齋：課靜坐、編著、程、朱、陸、王之學；
帖括齋：課八股舉業。
漳南書院之所以暫還設立“理學齋”和“帖括齋”，隻是為了適應當時的實際，等時機到了則關閉這兩齋。因此，顏元“真學”“實學”的教育內容，不僅同理學教育有著本質的區別，而且無論是廣度上，還是在深度上，都大大超越了“六藝”教育。它除了經史禮樂等知識以外，還把諸多門類的自然科技知識，各種軍事知識和技能正式列進教學內容，並且實行分科設教，這在當時確實是別開生麵的，已經蘊涵著近代課程設置的萌芽，將中國古代關於教育內容的理論推進到了一嶄新的發展階段，這是顏元對於中國古代教育理論的重要貢獻，值得人們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