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以房養老有助於促進人們的消費意識和生活觀念發生重大轉變，刺激消費增長
購建住房是人們一輩子的大事，自然在年輕時代籌措最好，可以很好地享用數十年。但鑒於我國的實際狀況，居民家庭大多是最近幾年來才有了較多的積蓄和收入增長，有了購建新房的期盼。房地產交易市場的激活，在我國目前積極推行住房商品化之時，是非常需要加以考慮的。
有了以房養老的新模式，就可使人們有生之年的養老負擔得以相當程度的免除，從而就可以促使人們將大多數的資金不是送銀行儲存，也不必送保險公司辦理養老壽險，而是將其較多地用於擴大生活消費，提高有生之年的生活質量。當然，對此問題的具體研究，需要調查居民家庭中有關儲蓄保險中的養老用途的額度及其所占比重的變化情況，內容是很多的，這裏存而不論。
老年人通過以房養老就能在其餘存生命期間，得到一筆穩定持續至終生的養老年金，在經濟方麵可以不依靠子女，衣食起居方麵也能完全自我支配。老年人能有較為健康的心理，可以發展自己的興趣愛好，重溫青春時代未圓的舊夢。老年人不再完全依賴於子女的撫養，可相對脫離來自子女的約束，同其他老年人組成社團，過上群體社會。老年人如失去伴侶後，也可自由選擇住進養老院，減少孤獨感。
這將促使和諧的老年社會盡快出現，從而在較大程度上減少老年社會廣泛存在的空虛、無聊、無助的狀況。
是什麼原因造成我國居民的即期消費的下降與遠期消費的增長？根本原因在於城鄉居民對未來收入增長的預期並不看好，而對未來消費支出的預期則大大提高。其中原因是多方麵的，社會經濟運行環境的巨大變化及不確定性因素的大量增加，在居民抵禦市場風險能力還比較弱，並缺乏有效的社會保障條件下，城鄉居民的風險意識、憂患意識和自我保護意識都在大大增強，這種增強必然會對居民的消費觀念及行為產生重大影響。如為了應對可能到來的失業威脅、養老和醫療費用的大量支付、子女教育費用開支的加大以及住房商品化帶來的壓力，增加儲蓄、變即期消費為遠期消費，就必然成為城鄉居民的首要選擇，然而也是無可奈何的選擇。較多的資料數據都證明目前我國超越17萬億元的儲蓄存款中，最少有六七萬億元歸屬於老年人擁有。但老年人擁有的這筆錢財，因考慮養老問題，是不大敢將其拿出來用於買房開銷的。大家對未來的預期很不看好，且在充滿不確定性的狀況下，財富積累的要求被很現實地提出。以房養老模式的推出，就成為一種積極可行的選擇，可望為此發揮一定的功用。
多年來我國居民儲蓄率過高而消費率較低，原因之一是老年保障製度不健全。
在最具有購買能力的中年時期，人們出於對未來生計和病患問題的擔心，源源不斷地把錢存入銀行。誰都難以預計自己的壽命會有多長，總要多留一大筆錢才能使未來的生活加大“保險”，然而這樣省吃儉用地儲蓄，往往把不少的錢留給了身後。
全麵推行以房養老，將使得人們為晚年生計問題而進行的儲蓄大為減少。如果再進一步設計，老年人的醫療保障問題也有可能從中得到解決。
購買消費的增加會導致儲蓄率降低，儲蓄率是決定投資率的主要因素，儲蓄率的下降會導致投資率的下降。按照索洛的新古典增長理論，投資率是決定長期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儲蓄水平的降低是否會對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產生負麵影響，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在大多數的年份裏都保持了超過38%的投資率，資本的高速積累為我國經濟的快速粗放型的增長作出了重要貢獻。然而，隨著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的轉變，消費需求持續疲軟，企業投資機會減少，規模龐大的儲蓄無法全部轉化為資本，相當部分的儲蓄存款就成為閑置資金。在這種情況下，適當降低儲蓄率，增加社會公眾的購買欲望與消費需求，引導企業增加投資，促進閑置資金向資本的轉化，應當是很有必要的。
投資效率的高低，是決定國民經濟長期可持續增長與否的重要因素。依靠消費需求引導投資，進而拉動經濟增長的方式，比主要以投資驅動經濟增長的增長方式，更能夠提高投資的效率。但我國目前的狀況卻似乎截然相反，導致投資效率低下。目前，我國企業獲得資金的渠道主要是商業銀行，由於存在“體製偏好”問題，銀行更傾向於給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提供資金支持，而很多投資效率較高的非國有企業，卻很難獲得銀行的貸款，更造成我國整體投資效率低下的局麵。
住宅的購買既是一種消費，更是一種居民對不動產的投資，還是晚年生活養老的穩固的保障。加大住宅的建造與消費，對國民經濟的增長，居民消費的促進、投資養老的拉動等，都是極為有效的。
七、以房養老對計劃生育可發揮一定效應
以房養老行為的出現，為什麼會對計劃生育工作的推行也帶來積極影響呢？
按照西方經濟學有關“經濟人”的理論，人們做某一件事情，總是從資源配置合理、個人效用最大化的目標出發的。人們做事或從事任何行為，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人力、物力、財力，也總會得到經濟物質的、心理精神的相應效益。而且在一般的情況下，後者總是會大於前者，否則人們就不會去做這種花費。人們為何會不惜一切代價也要生育屬於自己的兒女，並費盡千辛萬苦將其撫養成人，正是看中此間蘊含的巨大的經濟物質或心理情感的收益。比如，父母為生育第一個孩子在物質和精神上付出巨大的代價，又可以視其為第一個孩子可以為父母帶來難以衡量的精神收益。即便人們今天談到了生育子女在經濟物質賬的計算方麵是多麼的不合算，父母為子女的花費甚多，而得到子女經濟物質的回報卻甚少，但人們仍然要生育自己的子女，這顯然是以子女對自己的心理情感收益作為彌補的。
以房養老對計劃生育工作的開展，也可起到一定的功用。大家為什麼要生育屬於自己的子女，重要緣由之一就在於自己的晚年生活要依靠子女贍養。現在大家都有了價值不菲的住房，而且住房的價值也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對子女的依賴心理就會大大減弱，從而使計劃生育工作變得相應簡單一些。
以房養老並非要完全替代養兒防老，兒女長大成人對父母帶來的勞務照料、精神慰藉的功用，也遠非“冷若冰霜”的房子可以替代。推行計劃生育工作，絕非是說鼓勵大家都不要生育子女，而隻是說倡導大家不要過多地生育子女，將生育子女的數量上的追求轉換到對子女素質的追求上來。房產養老正好可以發揮這一積極效應。
我國推行計劃生育國策的重點是農村，計劃生育形成的“四二一”式的家庭結構使育齡農民對未來養老的預期風險加大，必將對計劃生育政策產生某些抵觸情緒。如果在農村能實行以房養老模式，農民的老年生活有提前變現的售房養老金保障，不必再依靠兒女養老，無疑會促使計劃生育工作的推進。
八、以房養老有助於破除“59歲現象”，從源頭上預防腐敗行為的發生
以房養老模式的推出，還可以從源頭上遏製腐敗現象發揮一定的功用。孟曉蘇博士曾經談到，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某位領導同誌在聽到以房養老這一概念後，曾經找他商討能否將以房養老和反腐敗這兩大事項聯係一起，使得以房養老還可以發揮出反腐敗的新功能來。這兩個事項似乎是風馬牛不相及，完全沒有瓜葛，但經深層次發掘後，還是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為什麼我國乃至世界各國的領導幹部的腐敗現象層出不窮，緣由之一就是這些領導幹部在職與非在職期間的福利待遇差異甚大。雖然按照國家目前的製度規定，領導幹部退休後的收入待遇並不會出現些微減少，但同樣的工資收入，其間的“含金量”卻大不相同。民間曾經盛傳的某些領導幹部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其中一條就是“工資基本不動”。這些領導幹部們在職期間是一呼百應，“一諾千金萬金乃至百萬金” ；退職後卻是冷冷清清、門前冷落車馬稀。在職時許多物品與服務的消費，都是送貨上門；退休後就需要自己花錢購買，有限的養老金就顯得不大寬裕了。
腐敗行為大量而又普遍的發生，必須從源頭上尋找原因，從製度製定上予以防範。為什麼會出現腐敗，而且有相當的比例是所謂的“59歲現象”。去除那些本質上就有問題，三四十歲乃至初始上任時就大撈特撈的大貪、巨貪外，有相當多數的腐敗分子應當認為辛辛苦苦為國家操勞了一輩子，一直是兩袖清風，一塵不染。但卻在臨近退休前開始聚斂錢財，出現了腐敗。原因正是領導幹部們的工資收入還不高，我國還不可能馬上就實施“高薪養廉”的新政策。為預防退職後可能會出現的種種淒慘局麵，大家會做出的一個選擇是，盡量在自己退職前能夠借助於權力大撈特撈一把，將自己的晚年生活乃至兒孫們的出路等，都盡量地安置妥當，這就出現了大量的被稱為“59歲現象”的腐敗階層。領導幹部們辛辛苦苦為國家工作了一輩子，到最終晚節不保，也是難堪之事。
我國的領導幹部們，退休後的工資收入盡管不是太高，但大多有著國家配給的而且已經是歸屬於個人名下、價值不菲的住房。目前，國家對領導幹部的住房問題還是解決得較好，一個普通的師級、縣團級幹部配備的住宅，市場價值大多在百萬元以上。住房製度改革之前，這個住房通常是待老領導們身故後，由國家收回另行安排。然而今天已經實行了房改，大家在交納一筆數額不大或象征性的房款後，產權就歸屬於老領導們個人所有，可以在其退休後歸由自己掌握支配，並在自己身故傳承於後代。有了以房養老這個金融產品，就可以促動已退休的領導幹部們將這筆住宅資產很好地利用，動用這幢住宅所凝結著的巨大價值的變現套現，使自己的晚年養老生活有了切實的保障。那麼，領導幹部們任職期間尋求不正當非法利益的動機，就會相當程度地減弱。
今日推崇反腐敗的源頭控製，國家專門成立了“預防腐敗局”這個新機構，試想還有什麼辦法能夠比以房養老更能在源頭上發揮功效呢？以房養老在這裏發揮出一箭雙雕，乃至一箭三雕、多雕之功效。
孟曉蘇談到自他大力倡導以房養老壽險產品之後，經常有些老領導、離退休幹部們向他詢問，這個產品什麼時候可以推出來並發揮實際效用。有個剛退休的老廳長也詢問筆者，手頭有單位配發的價值300餘萬元的住房，如果實施反向抵押貸款，每個月可以從銀行拿到的款項是多少。可見，大家盼望反向抵押以房養老的出現，已經盼得有點望眼欲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