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認，21世紀出現的通貨緊縮與朱1995年實施的“適度從緊”貨幣政策確有相關。經濟周期，本來就是客觀經濟過程與人的主觀對策互動的結果。由於政策效用有一定滯後期，度在哪裏，很難把握。如果再適逢外界變化，治理通漲的措施往往會導致通縮，反之亦然。這本來是宏觀經濟學的基本道理，但今天的許多經濟學家，特別是那種隻知道砸磚的磚家，隻圖嘴巴痛快，將這些東西早扔到九霄雲外去了。
如果沒有朱從1995年開始的鐵腕整治，以當時中國的家底和狀況，中國很可能是金融風暴中最先倒下，並且跌得最重的國家（當時有很多金融大鱷瞄準了中國）。看看馬、泰、菲、印的慘狀，究竟是要金融崩潰，還是要二十年後的相對疲軟？雖然金融風暴還沒有發生，但是現在已經初見端倪，王小明是過來人，他當然知道。可是麵前的這位老人卻能準確的預見和提前預備，否則中國這個巨人也許會在一刹那間轟然倒塌……
孰是孰非本來不難選擇，但社會批評家們往往是“常有理”，他們號稱兩者都不想要，他們隻要繁榮和增長，無限的繁榮，永遠的增長。那麼請問他們即使是站在事後諸葛亮的位置上，可有什麼解困良方？沒有，連馬後炮都響不了；要不就是毫無可操作性。他們的意思大概是：幹活是你們的事，我們隻管批評，隻負責指手畫腳。（所以當以後大家再看到相似的批評和指責時，我希望能冷靜的多想了想，如果沒有這位老人，也許我們現在連吃飯都成問題，坐個公交車也許得抱一大堆錢去買張票！）
可是現在王小明怎麼好對他說呢？難道跟他說由於你的宏觀調控而使得我國在即將要暴發的東南亞經濟危機中幸免於難？那樣的話，也許王小明可能會被直接送到精神病醫院去的。
國有企業本來就是計劃經濟的產物，而現在要以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國企隻要不是在壟斷行業裏，那基本上就會被淘汰，這是曆史發展的必然規律。而朱的做法，隻是為了延遲或是緩解他們被淘汰的時間，這也是變相的一種社會保障機製吧。等到社會保障機製完善之後，國企才會大麵積的倒閉。就像王小明在NC市那樣，如果他不能保證原重型機械廠工人的安置問題，那不管他的收購價格出得再高，NC市也不可能把重機廠賣給大可公司。
還有一個受指責的是朱不應該征那麼多稅，把企業和個人都弄窮了。一個事實是，朱的稅收增長並非源於稅率提高，而是源於打擊走私和嚴格征收。換言之，朱的稅收增長並未加重依法經營者的稅負。嚴格征稅，既利於增強財政吸取能力，更是規範經濟秩序，維護公正，建立市場正向選擇機製，阻止特殊利益集團非法牟利的有力舉措，其意義更在打擊走私，阻止外來商品對本國產業的不法侵害之上。不知道這樣有利於當前長遠的明政，為什麼會遭遇這麼強烈的反對？不錯，現在生意不好做，賺錢不易，有人抱怨稅負過重，又不能參與意見，這些方麵確實都存在問題，需要設法改進，但這些都不能構成反對嚴格征稅的理由，二者不能混為一談，社會批評更不應該混淆了界線。
再說了，從儲蓄餘額看，個人和企業財產不但沒有因此減少，反而還節節攀升。可見民間並不缺錢，缺的是投資渠道。
於是朱大力推行積極財政政策，試圖以政府投入帶動民間投資，加速經濟運轉，打敗通貨緊縮。這又被認為是大手大腳，好大喜功，並稱朱為“赤字總理”。
這些人根本不懂得，能不能維持一定的經濟增長，已經不是單純的經濟績效，功不功的問題，而是事關中國經濟，乃至中國社會能不能保持穩定的首要問題。積極財政政策的最大功用就是抵消了通貨緊縮對經濟的疲軟效用，維持了經濟增長勢頭，從而維持了全世界對中國經濟的信心，將各種經濟和社會危機因素抑製在潛伏狀態，沒有即時爆發出來。
以說，今天中國社會的穩定係於經濟的穩定，而經濟的穩定係於國家信用，係於市場參與者對經濟的信心，因此維持一定的經濟增長是必要的。這也是朱一而再，再而三地堅持講“大話，空話”的原因。朱不是小學生，他講話不是要向誰彙報思想，他講話大都是政治動作。朱從好的一麵闡釋中國經濟，讓世界對中國有信心。人心代表人氣，人氣鍛造繁榮，這有什麼不好？
王小明就像朱的一個貼心知己，王小明雖然說的不多，但每句話都能說到點子上，這也讓朱對他越來越看重，漸漸的，兩人好像已經忘記了對方的年齡和身份，就像一對忘年交似的，促膝談心，直到日薄西山，兩人還是談意未盡。(未完待續，如欲知後事如何，請登陸www.qidian.com，章節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