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去春來，一晃又是6年過去，彼時的東北仍未擺脫日本人的控製，街上時不時傳來日本人的槍炮聲，他們不分青紅皂白，隻要有嫌疑的人都會被抓起來，老百姓們痛苦的呻吟聲成了他們最好笑的笑話，我這時才知道原來我們小時候的“遊戲”不過是大孩子們為了不讓我們害怕所編織的謊言，在這片土地上，早已沒有了我們肆意玩耍的權利。
這六年期間總能看到牆頭上懸掛的無頭屍體，我問大哥他們都是犯人嗎，大哥卻說：“那些都是英雄，他們在做最正確的事，為了千千萬萬我們這樣的人所做，他們是抗日英雄。”淮芷眼裏也不禁露出擔憂的神色，我也想到了父親，我們的父親也是一名抗日聯軍的戰士，他平時都會以農民的身份作掩護。
我曾問過母親，能不能讓父親不要再做這麼危險的工作，當時我並不懂保家衛國是種什麼心情，隻是擔心父親也會成為那眾多被迫害的人。
母親隻是說對的事情總要有人要去做。
可我還是不懂，既然是對的事那為什麼做的人卻那麼少，為什麼做了正確的事卻要被割去頭顱掛在高牆上。但我不敢將這些話告訴母親，因為我不想看到母親剛舒展的眉頭再次緊繃。
我學著哥哥姐姐們的模樣在心裏祈禱父親每次出門都能平安回來。
直到有一天，父親渾身血紅的跌進了家門，他躺在母親懷裏早已奄奄一息，二姐牽著父親的手放聲大哭，求著平日裏最疼她的這個男人不要離開，父親笑的牽強，把一個信封交給母親後說了一個地名“延安”。
那個以前牽著我到大街上向鄰裏介紹我說：“這是我家最小的孩子，他叫陳盼安。”的人甚至連一句完整的話都沒有留下來就在我們麵前閉上了眼睛，隻有那殷紅的血跡證明著他之前來過。
從前我每次哭的時候，他都會裝作生氣的模樣告訴我：“男子漢流血不流淚！”這次我用盡全身的力量放聲大哭，想著這樣可以讓他醒過來罵罵我，可這樣歇斯底裏的哭聲也再沒有讓他睜眼。就這樣我失去了我的父親。
直到最後我才明白，他再也不會罵我，再也不會起來了。
潦草的辦完父親的葬禮後我們就動身去了延安，我哭著問母親，我們還能回來嗎。
母親說：“如果我們能活久一點，就會回來的。”
在那個動蕩的年代，“活得久一點”成了老百姓們的奢望，也成了母親對我們唯一的要求。
我不知道母親口中的延安在哪裏，我隻知道我要離開這個熟悉的地方，望著不成樣子的院落我出神了，隻記得母親在臨走前抓了一把土放在了袋子裏。
就這樣，我們混在難民裏離開了這座熟悉的城市。
破損的房屋，刺耳的炮火聲，嬰兒的啼哭聲，殘肢斷臂，血流成河的景象造成了我對那段日子最深刻的記憶，世界仿佛變成了人間煉獄一般。
如我們一般逃難的人數不勝數，每天都有人因為饑餓和疾病倒下，還有的母親抱著生病的孩子絕望的坐在路邊靜靜地等待死亡的降臨。他們的親人隻能任由他們暴屍荒野。
當我們找不到任何食物果腹的時候隻能把樹皮碾碎了吃到肚子裏去，一路上我們吃過“觀音土”喝過混雜著血的河水，任何能填到肚子裏的東西都成了難民們之間的“美食”。
在這樣的事道下，生存成了百姓們唯一感興趣的事情。一天大雨傾盆，我們逃進了一座寺廟避雨，也是在那裏我第一次見到了世界的殘酷，看著一位父親把孩子賣給別人換取了一包小米，母親緊緊的抱著我們，我也捂上耳朵，但仍然無法隔絕孩童那絕望的哭喊聲。
高台之下人間慘不忍睹，高台之上的神明卻在冷眼旁觀。
我偷偷問三哥：“我們也會被賣掉嗎？”
二姐拍著我腦袋怒斥：“別胡說，母親不會把我們賣了的！”但同時又看了看三哥說：“就算賣，也會先把他賣了。”
我默默的鬆了口氣的同時淮伊走到了母親跟前。
“李媽，您把我賣了換小米吧，我聽父親說，一個小孩能換一袋小米，這樣弟弟妹妹就能吃飽了。”說話時她雙手緊攥著褲腿，咬著牙不哭出來，但眼眶裏的淚水還是迸發了出來，止不住的流，旁邊的淮芷咬著嘴唇渾身顫抖。
母親怔住了，滿眼的震驚，手上緊緊的抱住了淮伊，眼睛微微泛紅：“淮伊，沒有一個母親會賣掉自己的孩子的，永遠不會。”
我學著母親的樣子，拉著淮芷的手跟他保證我也不會把她賣掉，我信誓旦旦做著保證。
但這個承諾使得我受到了一個教訓。
我捂著頭看著淮芷，她滿眼嫌棄的看著我。
那天晚上，我倆誰也沒理誰。
從東北到延安我們用了五個月。
在那裏我們見到了王林叔叔，他是父親的好友，那時的他已經加入了紅軍，當他得知父親已經犧牲後把我們安排進了紅軍駐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