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在2004年，60歲或以上人口中大約有17.5%的老年人（182，280）正在接受政府福利，而非老年人群中隻有6%的人接受政府的福利。香港CSSA（全麵社會保險計劃）覆蓋下的老年人每年大約能收到6154美元的資助，大約占香港勞動人口的平均年收入（15384美元）的40%。由於CSSA 計劃下的財政資助有限，隻能滿足接受者最基本的需求，因此這些人是香港最窮的人群。但許多老年人即使滿足條件也並不參加該計劃。研究人員和政策製定者發現，許多老年人認為參加CSSA 就意味著恥辱，因此都選擇不參加（Stuber和Kronebusch，2004），但這樣做的後果就是他們比那些接受資助的人更為貧困。
HECM在20多年前就已經在美國開展起來了。研究表明美國有自己住房但貧困的老人中有20%～29%的人通過反向抵押貸款可以脫離貧困線（Kutty，1998；Mayer和Simons，1994）。反向抵押的貸款機構麵臨許多風險，如貸款總值超過住房價值的風險，借款人不好好維護住房的風險，以及利率變動的風險（Boehm和Ehrhardt，1994）。借款人則麵臨壽命和健康狀況的不確定性（Case和Schnare，1994；Chinloy和Megbolugbe，1994；Miceli和Sirmans，1994；Syzmanoski，1994）。保險和分散是降低這些風險的好辦法。反向抵押貸款在一些亞洲國家如日本和新加坡也有相當的市場（Addae‐Dapaah和Leong，1996；Hayashida和Sasaki，1986）。
在香港，大約有14萬名的老年人擁有完全產權的自有住房（Census and Sta222tistics Department，2001）。反向抵押對那些“房產富人、現金窮人”來說應該是很有吸引力的。表1是老人戶主的收入分布情況，可以看出30.4%的老年戶主隻有6372美元或者更低的年收入，他們就是所謂的“房產富人、現金窮人”（Chou etal，2004；Leviton，2001）。這部分人群是反向抵押貸款麵向的主要群體。
雖然反向抵押貸款和中國一些傳統的觀念存在著一些衝突，比如說中國的老年人通常是將他們的住房作為遺產留給後代的。但香港居民在多年西方文化的熏陶下，遺留遺產的願望會相對來說要淡一些（Chow，1999）。而且，許多子女成年並結婚後，往往會搬出去自己居住，因此目前還不能確定反向抵押貸款在香港是否可行。
在美國，對反向抵押潛在需求的估計（80萬～670萬戶）（Merrill et al，1994；Morgan、Megbolugbe和Rasmussen，1996；Rasmussen、Megbolugbe和Morgan，1995）和實際開辦數量（截止到1999年，隻有3.8萬戶）（US Department of Housingand Urban Development，2000）存在著很大的差異。
三、數據分析與結論
運用X2檢驗和t 檢驗，我們檢驗了以上4個變量與人們申請反向抵押的意願的相關性。然後我們通過邏輯回歸的方法進行分析。我們發現，獨居與無子女是高度相關的（r＝0.70， p＜0.01），而每月收入的多少也和金融資產的多少高度相關（r＝0.30， p＜0.01）。為了解決多重共線性問題，我們在建立回歸模型時刪掉了獨居和每月收入兩個變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