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大年二十八從西安趕回老家過年的。少小離家，能同父母兄弟團聚過年的時候極少，在世紀未龍年如願以嚐，心裏自然十分安妥。也就在我進村的溝畔上，有個三十郎當歲的小夥朝我坐的車子奔過來，他笑笑，我笑笑，我回家了，他仍然站到溝畔上去。他是誰呢？看那滿臉折縐中的煤屑，肯定是個“下窯娃”。同村的這一茬年輕人，我該是認識的，卻從他的長相和微笑中，我沒能猜認出他的父親該是誰。剛才，我們彼此的笑顯得很冒然，繼而在友好的尷尬中褪去了笑意，結束了路人般的對視。
飯後，天快黑了，慢慢地落著雪花，我走到院門口朝溝畔望，那小夥子仍然站在那兒，等待著什麼。我把這疑慮告訴父親，問那小夥子是誰，在溝畔上轉遊什麼。父親說，快過年了，那是要賬的人，已經在溝畔上站了三天了，等礦長回來。原來這小夥子壓根就不是本村人，是溝那邊山梁背後的外鄉人，說是鄰村，少說也相隔十數八裏，而且隔一條個把鍾頭翻不過去的大深溝。小夥子村上地貧人窮，領了一幫人馬來下煤窯。礦長是我一個堂弟，臘月二十剛過，就出遠門到富平一帶討賬去了。外鄉小夥，就站在這溝畔上，死等礦主回來，拿錢過年關。顯然，小夥下午見村路上來了車子，又一次失望了。
堂弟開的小煤窯，可謂慘淡經營。雇了外鄉人下井挖煤，工錢是欠著的。煤堆積如山，處於滯銷狀態，精明的富平人便先拉煤後付錢，礦主也隻好不得意而為之。買煤人欠礦主的錢，礦主欠礦工的錢，礦工呢，欠一家老小的情。而年關，曆來是討賬的關口。一年的賬，在傳統習俗中，得在年底結清。鄰家借一小碗鹽，借旁人一升小米，以至一寸鞋麵布，一個繡花針，鄉修好的人都遵守老規矩，債務是不過年的。賬算結清了，在債務債權雙方來說，都遵了一個信字，都可以圖個吉利。有借有還，再借不難。總欠著別人什麼，年能過得安閑嗎？可如今，楊白勞成了爺，黃世仁成了孫子，往往是債權人低三下四，債務人趾高氣揚，要賬成了不是人幹的事。堂弟這礦長當的一點不威風，冰天雪地，出遠門七八天了，要不來賬，難打發踏破門檻的礦工。
這外鄉小夥，就這麼眼巴巴守在村口的溝畔上。他知道，在溝那邊，山梁背後的家裏，媳婦也在氣短地打發著那些一起下苦的窮哥們。說是三角債，其實是一條連環的債權與債務方，就這麼纏繞在老家年關前的人們心上，拂也拂不去，解也解不開。匆匆忙忙的往來與村頭路口的人，不少是要賬的人。“要賬”成了這一時節最常用的字眼，人人成了黃世仁哪誰又是楊白勞？既是債權人又是債務人，已不能截然分開一個人的身份處境。勞力的過剩，勞務的廉價，生產與銷售以至使用，市場環節跌宕詭譎。生意人的盤算投機，契約的失效，價值與人的道德價值的低迷，營造了莊稼人涉足商品所麵臨的窘迫。怪誰呢？似乎誰也怪罪不上，一切都如此正常，又如此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