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j=1γyjYit-1+vit其中，前一個方程用來檢驗企業出口決策，後一個方程用以考察出口與企業生產率之間的關係。第二個是Kraay(1999)使用的檢驗出口企業學習效應的模型：Yijt=βYijt-1+γXijt-1+ηi+λjt+εijt其中，Yijt,Xijt分別表示t期所有製形式為j的企業i的企業表現（檢驗時采用的變量包括勞動生產率、TFP和單位成本）和出口占總產出的比率；ηi表示不可觀測的企業因素；λjt表示時期因素，對不同所有製形式取值可能不同；εijt表示零均值擾動項。第三個是格蘭傑因果關係檢驗。該方法的思想在於：如果相對於Yt-1，Xt-1能夠更加顯著地預測Yt,則認為X是Y的格蘭傑原因。通過分別估計企業出口和企業生產率的自回歸方程，可以檢驗企業出口和企業生產率之間的因果關係。檢驗依據的基本模型如下：TPFit=∑2j=1β1jTPFit-j+∑2j=1γ1jYit-j+k1i+ε1tYit=∑2j=1β2jTPFit-j+∑2j=1γγ2jYit-j+k2i+ε2t從Bernard和Jensen（1995）開創性地對出口與生產率的微觀層麵進行考察以來，已有很多學者立足不同國家的微觀數據，進行了實證研究。由於學者們在實證研究的過程中，所使用的具體方法不盡相同，所以得出的結果也有所區別。實證研究的結果
這個論題下的最新研究，比如Mary等(2002)利用東亞五國（印尼、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製造業企業的數據，從新的研究視角進行分析，即把企業建立之初對出口傾向的選擇視為企業生產率的外生變量；同時把樣本企業分為三種類型：第一，建立一年內就進入出口市場（認為該類企業的出口決策是外生的）；第二，產品從供給國內市場轉換到供給國外市場；第三，產品一直供應國內市場，並對這三類企業的生產率軌跡進行了詳細的比較分析。和López(2004)的研究，實際上也支持了“高生產率企業出口可能性高”說。這些研究更進一步地將企業生產率提高作為企業出口進入決策的內生變量進行考察。但是這一觀點似乎隻是解釋了發展中國家企業出口決策對企業生產率的效應，對於發達國家的適用性有待進一步的研究。5.3企業規模論按照這種理論，麵向出口的企業比之一般企業規模更大，但企業規模出口決策行為之間的聯係並非一成不變的。一般而言，大企業因其在成本、資源占有等方麵所具有的優勢，在國際競爭中占有先機，因此更傾向於進入出口市場。但考慮到規模不經濟因素，企業規模與出口決策之間的聯係存在一個“拐點”。這個論題下的實證研究，大多從利潤最大化企業出口決策動態二項選擇模型出發，並通過在模型中引入表示企業規模的變量來進行檢驗。表示企業規模的變量主要包括雇傭人數、總銷售額、總資產等，其中最常用是雇傭人數。實證研究的結論大體上可分為三種：第一種證明了二者間的正相關關係。Caves(1989)應用多國數據研究發現，多數國家出口部門一般都彙集了較大的生產單位。
Wagner（1995，1998）對德國的實證研究發現，企業規模（以企業雇傭人數表示）與企業出口傾向及出口占總產出的份額呈明顯的正相關聯係。Roberts和Tybout(1997)通過對哥倫比亞企業出口決策的研究，揭示大規模企業可能性概率更大。Owen和Paul(2003)利用澳大利亞750個製造企業1994-1998年的數據的實證研究也證明，企業規模與企業出口表現間的聯係呈顯著的正相關。第二種證明了一種倒U型的聯係。Schlegelmilch和Crook(1988)以及Wagner(1995)分別針對英國和德國企業的實證研究發現，企業出口傾向會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而增加，但當企業規模擴張到一定程度後，出口傾向會隨規模的擴大而降低。他們對此的解釋是：具有一定規模的大企業往往能在國內市場上居競爭優勢，因而缺乏出口激勵。第三種證明了二者的不相關性。Kumar和Siddharthan(1994)的研究得出相反結論：雖然成為出口企業需要具備一定規模，但企業規模對企業出口行為並無顯著影響。JoachimWagner（2002）利用德國企業麵板數據，分析了包含不可觀測企業特性變量後不可觀測的企業特性包括獨特產品、樂於承擔海外銷售風險的管理態度等促進企業進入出口市場的因素。Kumar和Siddharthan(1994)認為，如果不可觀測的企業特性與企業的規模正相關，那麼不包含不可觀測企業特性變量的回歸估計，所得出的企業規模變量的係數是偏高的，即高估了企業規模對企業出口進入決策的影響。，企業規模對企業出口進入決策的影響。實證研究的結果顯示，包含了不可觀測的企業特性後，企業規模對企業出口的影響並不顯著，這也與許多小規模企業是潛在的成功出口商的事實相符合。5.4創新能力差異論創新能力也是重要的企業特征之一。最早將企業出口與企業創新能力聯係起來進行實證研究的是Hirsch和Bijaoui(1985)，之後是Schlegelmilch和Crook(1988)。但他們的研究隻考察了企業創新能力對企業出口量變化的影響。隨後的研究也將企業創新能力作為企業出口進入決策的影響因素之一進行實證檢驗。關於企業創新能力的度量指標，主要有四：（1）R&D支出占總產出比例；（1）R&D人員占企業總雇傭人數比例；（3）專利使用數量；（4）是否引入新產品（虛擬變量）。實證研究所得出的結論基本上都支持，企業創新能力對企業出口進入決策存在正麵影響。Kumar和Siddharthan(1994)對印度640個企業進行實證研究發現，企業R&D投入對企業出口進入決策的影響隻有在中低技術產業中才是顯著的。Wager（1996）采用企業是否引入新產品作度量指標，對德國製造業企業進行實證研究，結果發現企業創新能力對企業出口進入決策有顯著正麵影響。Wakelin（1998）則采用是否為創新企業的虛擬變量和企業過去創新數量作度量指標，對英國製造業企業進行實證研究，結果也是正麵且顯著的。
Lefebvre（2001）把企業的創新能力分為技術能力（technologicalcapability）和貿易能力（commercialcapability）兩個層麵。他基於1994-1997年加拿大和美國3022個中小企業數據的實證研究表明，企業的技術能力和貿易能力都是影響企業出口進入決策的重要因素。同時，分產業的研究也表明，在高知識密集度的產業中技術能力的影響是最顯著的，而在中低知識密集度的產業中貿易能力的影響更加突出。企業層麵的內生增長理論指出，開拓國外市場可以使企業從創新行為中得到更大的利益，並反過來對企業創新行為產生激勵，即企業創新能力與出口進入決策之間存在相互影響。GuntherEbling和NorbertJanz（1999）首次利用德國商業服務業企業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他采用企業創新活動支出占總產出的比例來衡量企業的創新能力，並通過估計同步來檢驗企業創新行為和企業出口之間的相互影響。實證研究的結果證明了企業創新能力對企業出口進入決策存在顯著的正麵影響，而反過來的影響則並不顯著。Valdemar等（2002）指出，企業R&D投入與出口行為互為內生關係，兩者相互影響並形成良性循環。他們利用1995-1997年丹麥企業R&D以及丹麥企業登記的官方統計數據，以3428個企業做樣本，采用二變量Probit模型對企業出口和R&D投入的同步模型進行了估計。結果證明，企業R&D投入與企業出口進入決策之間確實存在相互正麵影響。TusharPoddar（2004）基於印度的實證研究，認為企業的盈利能力、所有權及地理位置也是企業出口進入決策的影響因素。企業的盈利能力是衡量成功企業重要指標之一。TusharPoddar采用資產回報率和邊際利潤率作為企業盈利能力的度量指標，實證研究的結果證明，企業盈利能力對出口進入決策的影響是正麵且顯著的。TusharPoddar發現印度的國有企業、外資企業以及私營企業在出口行為上存在差異，他引入虛擬變量來考察企業所有權對出口進入決策的影響，實證結果發現，相對於國有企業，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出口可能性更大。另外，通過引入企業地理位置虛擬變量（即是否位於臨海城市）的實證檢驗也發現，位於臨海城市的企業出口可能性較大。5.5外企出口溢出論所謂外企出口溢出論，就是將企業出口進入決策與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出口溢出聯係在一起，認為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會通過各種渠道對東道國企業的出口起到“催化劑”的作用，吸引東道國企業進入出口市場。研究認為，外商投資企業對東道國企業外貿進入主要有兩個效應：一個是“生產率溢出效應”，另一個是“出口溢出效應”。前者指外企經營活動對東道國企業生產率產生的影響，即認為外企會促進東道國關聯企業的生產率，使這些企業具備進入出口行業的實力；後者指外企的出口對東道國企業出口進入決策具有溢出效應。外企對東道國企業出口的溢出效應，主要通過三個效應發揮：其一是市場競爭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