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erides,Lach和Tybout（1998）對墨西哥1986-1990年的數據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新進入出口市場者有較高的勞動生產率。但是，一旦進入出口市場後，勞動生產率並沒有太大變化。因此，沒有充分證據表明出口學習效應。Aw,Chung和Roberts（2000）對韓國1983-1993年的數據進行了研究，結果發現出口企業的TFP並不比非出口企業的TFP高，自我選擇並不十分顯著，但出口學習效應明顯。Hahn（2004）對韓國1990-1998年580個產業（按照韓國標準產業分類法的5位數字）的企業進行研究，結果表明出口企業的勞動生產率比非出口企業高，但是兩者之間的TFP差別不是很大。開始進入出口市場的企業和非出口企業之間TFP差距越來越大，但是與已經出口的企業的TFP的差距在縮小。研究結果表明韓國企業的出口學習效應明顯。Aw,Chen和Roberts（2000）對我國台灣地區1981-1991年的數據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出口企業在進入出口市場之前比非出口企業的勞動生產率高，支持自我選擇效應。出口企業比非出口企業的勞動生產率高133％~18.9％，因此檢驗結果支持出口學習效應。Liu,Tsou和Hammitt（1999），Tsou,Liu和Hammitt(2002)分別用勞動生產率和TFP檢驗台灣企業的出口學習效應，結果表明出口企業的勞動生產率比非出口企業要高。Clerides,Lach和Tybout（1998）對摩洛哥1984-1991年的數據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出口企業的勞動生產率比非出口企業高，企業停止出口後，勞動生產率開始下降。驗證了自我選擇效應和出口學習效應。Clerides,Lach和Tybout(1998)對哥倫比亞1981-1991年數據進行研究，結果表明開始出口的企業比非出口企業、已經出口的企業和停止出口企業的勞動生產率都高。同時，企業開始進入出口市場後，勞動生產率有較大提高。Fernandes和Isgut（2005）對哥倫比亞的企業出口學習效應進行專門研究。他們主要采用企業的出口經驗而不是出口參與來檢驗出口學習效應。結果表明對於哥倫比亞的成長性的企業來說，出口學習效應明顯。企業出口經驗增長一年，企業的TFP增長4％~5％。與成熟公司相比較，出口學習效應對於成長性公司更明顯。Yasar，Nelson和Rejesus(2003)對土耳其1990-1996年的數據進行了回歸，結果表明，出口企業比非出口企業的勞動生產率要高23％。檢驗結果驗證了出口學習效應。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對新興工業化經濟的檢驗都支持自我選擇效應。同時，一般對新興工業化經濟的檢驗側重於出口學習效應。檢驗結果除了墨西哥之外基本上都支持出口學習效應。6.1.3一般發展中國家（地區）Blalock和Gertler（2004）對印尼1990-1996年的數據進行研究，結果表明在出口之前幾年，當前的出口企業與非出口企業相比，企業的勞動生產率並沒有較快增長，說明並不支持自我選擇效應。
但是，企業出口以後，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增長2%~5%，在10個產業均存在出口學習效應，在3個產業出口學習效應十分顯著。Bigsten等(2000)對喀麥隆（1992-1995）、加納（1991-1993）、肯尼亞（1992-1994）和津巴布韋（1992-1994）這四個國家進行研究。結果表明，初始出口企業和其他企業相比，技術效率較高。企業在該階段出口後，下一時期出口企業的技術效率增長較快。VanBiesebroeck（2003）對9個非洲國家1992-1996年的數據進行檢驗，結果表明，無論是一直出口的企業還是剛進入出口市場的企業的勞動生產率都比非出口企業的勞動生產率高。Mengistae和Pattillo（2004）對加納、肯尼亞和埃塞俄比亞這三個非洲國家1992-1995年的數據進行分析，結果表明這三個國家的出口企業與非出口企業的勞動生產率相差大約17％。出口企業比非出口企業生產率增長要快10％。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對於所有國家的經驗檢驗（除了印尼之外）都支持企業出口的自我選擇效應。但是對於假設二--出口學習效應的檢驗，結論則顯得比較複雜。總的說來，我們可以把出口學習效應的檢驗結果基本分為兩類：一般說來，對發展中國家的經驗檢驗基本上，無論采用什麼樣的方法，結果均支持出口學習效應，表明出口對發展中國家企業生產率增長起到一定作用；而對發達國家的經驗檢驗大多數不支持出口學習效應。從上麵的經驗檢驗可以看出，發生出口學習效應必須有一定的條件，隻有在特定的條件下，出口才能促進企業生產率的增長。然而，到目前為止，幾乎沒有針對出口學習效應機製的研究。具體檢驗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