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技術流動新視野7.1引言：“後發優勢”與經濟追趕之謎曆史地來考察，世界範圍的工業化與現代化進程是各國社會經濟相互關聯、彼此競爭與互動發展的一種進程。在這一曆史進程中，一些國家雖然起步較晚但卻後來居上，趕上乃至超越了那些捷足先登的國家。就工業化與現代化起步時間而言,國家之間有先行者與後發者之分；就工業化與現代化進程而言，國家之間有先進與後進之分；若將工業化與現代化比擬為國際競賽，國家之間則有追趕者與落伍者之分。追趕的關鍵在於技術，而技術追趕則可分為創新者和模仿者。經濟史學家亞曆山大·格申克龍（Gerchenkron,1962）說得好：後進國與其說是在某一方麵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後的國家,還不如說是在發動工業化和進入工業化時點上相對滯後的國家。客觀地來說，近現代世界經濟。何以工業化的後來者能夠趕超工業化的先行者?這些經濟實現趕超式發展途徑是何在?諸如此類的問題，一直是經濟發展以及主流的經濟增長理論所關注的重要論題之一。各種理論提出了不同或相似的解釋。美國經濟史學家Gerchenkron（1962）AlexanderGerchenkron，美籍俄國經濟學史學家。受過係統的奧地利經濟學派訓練。早期研究興趣在於蘇聯及東歐經濟的發展。1947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所謂“格龍申克效應”（Gerschenkroneffect），即變化的指數基年決定著指數的增長率。在研究了一些國家的工業化與經濟追趕成功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後發優勢論。他認為後發優勢（theadvantageofbackwardness）是指工業化後來者具有特殊益處和優勢。這包括，一是引進先進國家的技術和裝備。這是一個正在進入工業化階段的落後國家獲得高速發展的首要保證因素。通過技術引進替代有關技術與裝備的研究與開發，使工業化進程大大加快，並能避免有關風險。二是學習和借鑒先進國家的成功經驗，吸取其失敗的教訓。工業化的後來者對工業化模式的設計具有可選擇性、多樣性和創造性，它們不必重複先行者的錯誤道路。在某種程度上來看，這兩者的學習又是統一的，因為對技術的學習與對製度（或工業化模式）的學習是相互促進的。但是，為什麼有的發展中國家充分利用了後發優勢，維持了經濟長期增長的趨勢並實現了有效的追趕，而有的國家卻為什麼長期處於落後狀態，並且差距還在不斷拉大而沒有享受到後發優勢呢？對此，Abramovitz（1986，1989）在其“追趕假說”和“追趕理論”中提出了自己的觀點。阿布拉莫維茨指出，把握這一假說的關鍵在於“潛在”與“現實”的區別，因為這一假說是潛在的而不是現實的，隻有在一定的限製下才能成立。後發國與先發國之間存在的技術水平的差距，是經濟追趕的重要外在因素，但它隻是使經濟追趕成為可能。而對技術追趕的限製因素是社會能力，即通過教育等形成的不同的技術能力，以及具有不同質量的政治、商業、工業和財經製度，則是經濟追趕的內在因素。
外在技術差距與內在的社會能力相互作用形成的複合因素，構成了經濟追趕由潛在變為現實的總因素。在技術差距與社會能力的關係上，社會能力是基礎性的，是技術差距這一外在因素發揮作用的前提條件。在Abramovitz（1986）的追趕假說中，強調了社會能力中的教育（人力資本）的作用。Baumo1（1986）在Abramovitz（1986）追趕假說的基礎上也進一步強調，對貧窮的落後國家而言，其低下的人力資本水平（教育水平）使其不能有效利用技術差距以實現經濟追趕。由此將人力資本水平引入後發國家趕超的關鍵變量之中。然而，對於技術差距與人力資本關係的理解，並不僅僅隻是Abramovitz（1986，1989）所說的教育（人力資本）是技術差距這一外在因素發揮作用的前提條件，而更可能是一種動態作用的關係。對於人力資本作用的認識伴隨著對技術進步的研究而得到了進一步深化。本章的目的，就在於從內生增長理論框架入手，對這方麵的研究作一個較為全麵的審視。審視的基本線索是經濟追趕-技術轉移-人力資本作用。7.2技術進步與技術轉移：從新古典到新增長理論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的核心論題之一，從新古典增長理論到新增長理論，對技術進步的認識明顯在深化，與此同時也推動著技術轉移研究論題的拓展。技術進步首先涉及對技術性質及其內涵的界定，對此經濟學家們一度未有一致的看法。在20世紀50年代的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中（以Sollow為代表），技術被當作一個外生的給定變量，即將經濟增長中不能由資本積累、勞動力投入等要素投入所解釋的部分簡單歸結為技術進步的作用除索洛（Sollow,1956）和斯旺（Swan,1956）外，這時期的其他作者對技術進步的處理方式較為相似。如劉易斯（Lewis,1954）、費和拉尼斯（FeiandRanis,1961）以及喬根森（Jorgenson,1966）等人強調技術進步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並且考慮了不同部門技術進步的差異。然而同樣的，這些研究忽略了技術進步是如何產生的內生機理。。新古典理論中的技術進步是外生的、先天具備的和無法預知的。正如巴羅多人說的，“它解釋了一切，但唯獨不能解釋長期增長”R.BarroandX.SalaIMartin.EconomicGrowth,McGrawHill,1995.11.。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以Romer（1986），Baumol（1986）和Lucas（1988）等人為代表的新增長理論開始出現，他們的重點在於解決新古典增長理論中的技術外生性的這一缺陷。此後Aghion和Howitt（1992），Grossman和Helpman（1991），Romer（1990）以及Segerstrom，Anant和Dinopoulos（1990）等人對技術、知識進行了進一步的刻畫總的來看，新增長理論對技術知識的刻畫大致遵循了兩條線索（對知識產品的不同刻畫標準被認為是劃分新增長理論的一個重要標準）。
（1）基於人力資本的內生增長模型。人力資本外部性的存在放鬆了對要素邊際報酬遞減的約束，使得即使在缺乏長期技術進步的情況下經濟增長成為可能。這方麵研究的代表人物有Lucus（1988，1993），Jones和Manuelli（1990）以及Stokecy（1991）。（2）知識（研發）驅動模型。主要是基於研發(R&D)的內生增長模型（還包括幹中學）。這方麵研究的代表人物有Romer（1986，1990），AlwynYoung（1991），Grossman和Helpman（1991），Aghion和Howitt（1992）以及Segerstrom，Anant和Dinopoulos（1990）等人。下文技術的含義主要是知識驅動模型。關於人力資本的作用在後麵文獻中會提到。。在以羅默（Romer,1990）的文章為代表的新增長理論中，技術被看作是知識，被描述為是新的中間產品的設計或藍圖，有以下三個主要特征：首先，技術是非競爭性的，因為另一個公司或另一個個人使用技術的邊際成本可以忽略不計。其次，對新技術投資的回報部分歸於私人，部分由社會獲得。第三，技術變化是私人部門為發明新產品或新工藝投資於R&D的結果。技術的三個假設在新增長理論中非常重要。因為正是這三個特征，使得新增長理論的經濟學家認識到知識產品難以像阿羅-德布魯（ArrowDebreu）一般均衡體係那樣處理，而內生增長理論模型的核心正是要消除新古典模型中要素邊際報酬遞減這一假設。這三個假設使得經濟學家能對技術進步進行內生化處理，從而使得長期經濟增長成為可能。更為重要的是，技術三個特征中的非競爭性和部分排他性是國際技術轉移得以成立的條件。技術的跨國界轉移是一個已經長期存在的現象，自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大量的技術從發明國向全球範圍內轉移與擴散。真正從理論上開始研究技術創新與技術轉移的，是從Posner（1961）和Vernon（1966）開始的。Posner（1961）注意到國際貿易在技術轉移中的作用，提出了技術差距模型（technologicalgapmodel）。技術差距模型認為，工業化國家之間的貿易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基於新產品和新工序的引進，這使得發明者和發明國在世界市場上暫時處於壟斷地位，並大量出口新技術產品。但是當外國生產者獲得新技術之後，他們就能憑借其較低的勞動力成本最終占領國際市場，甚至發明國的市場。Vernon（1966）對技術差距模型進行了擴展，提出了產品生命周期理論（productcycletheory,PCT）。弗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認為，產品生命周期由新產品階段、產品成熟階段、產品標準化生產階段三個階段組成，而前兩個階段主要在發達國家進行，後一個階段則轉移到發展中國家進行。在此過程中，技術以商品內含（或物化技術）的形式由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實現了技術的擴散與轉移。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被Krugman（1979）所繼承並予以模型化而成為一個正式的一般均衡模型。
在克魯格曼的模型中，北方（發達國家）以固定的速率開發並生產新產品，南方（發展中國家）被假定為沒有產品創新的能力。北方發明的新產品在經過一個時滯以後在南方開始生產。這一南方吸收北方技術的時差是通過國際貿易來完成的：假定南北兩方的消費者對所有的產品都有需求，於是北方向南方出口“新”產品，即處於產品生命周期的產品，同時從南方進口“老產品”。在此模型中，貿易格局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不斷地變動。每一產品都經曆了在北方發明、出口轉移到南方再向北方出口這樣幾個階段。Dollar（1986）對克魯格曼的模型作出了重要的擴展，將其改造為一個兩要素的新古典的動態均衡模型。多拉爾模型有兩個重要特征：其一，北方向南方的技術轉移率與兩地的生產成本差距成正比；其二，資本的國際流動是漸進的，是對南北資本收益率的反應。在這些改進之後，多拉爾模型可用來對北方的技術轉移、貿易保護等作短、長期分析。在克魯格曼-多拉爾模型中，北方技術創新，南方吸收轉移新技術的經濟成本細節都被抽象掉了。在現實世界中，技術創新是在市場競爭、各個企業追求最大利潤的過程中實現的。發展中國家消化、吸收新技術也不是免費的、不受市場調節的過程。創新與對技術轉移的吸收都是耗用有限生產資源的過程，比如稀缺的人力資本的過程。考慮到這一點後，Jensen和Thursby（1986）提供了一個動態博弈模型，將克魯格曼模型中的技術創新與轉移內生化，同時將南北貿易、技術轉移處理成雙方決策優化的結果，由此對穩態南北技術差異、雙方研究與發展（R&D）的資源投入提供了一些解釋。但是，由於新古典增長理論關於技術、技術進步的理解的局限性，在內生增長理論出現以前，對這個問題的理論與經驗研究隻有很小的一部分，並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內生增長理論的出現及其關於技術、技術進步的理解使得對技術轉移（擴散）及相關問題的係統研究成為可能。在內生增長理論關於技術的三個特征裏，技術的非競爭性和部分排他性構成了國際技術轉移的條件。技術的這兩個特征意味著技術知識除了當前的使用者外，還可以提供給其他的使用者而不增加原使用者的成本。研究者如Quah（2001）用新的術語“無限的擴展性”來表達技術知識的這種特性Quah,D.TechnologyDisseminationandEconomicGrowth：SomeLessonsfortheNewEconomy.WorkingPaper,LSE,2001a.。關於內生的技術變化的理論正是技術知識轉移（擴散）的微觀基礎。RiveraBatiz和Romer（1991）在《經濟一體化和內生增長》這篇文章中，解釋為什麼參與經濟一體化可能加速一國的經濟增長時，從技術知識轉移（擴散）的角度，通過構造“實驗室裝備技術模型”與“基於知識的研發”模型，專門探討了發達國家的經濟一體化與經濟增長的關係。他強調了國際技術轉移的兩種經濟活動機製：一是對外國技術變化的直接學習；二是用國外已經發明的專業化的、先進的中間投入品。
這兩位研究者主要是從兩個相似經濟的一體化可以導致世界經濟增長率的持續增加來進行研究的。他們認為，商品貿易僅僅隻具有水平效應，隻有知識的流動才具有增長效應。作為新增長理論和新貿易理論的代表人物，Grossman和Helpman（1991）認為，存在著幾個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技術轉移的通道：首先，發展中國家通過國際貿易，本國居民和外國居民之間能得以交流和接觸，而這種交流和接觸帶來了信息的交換，從而能夠有效學習發達國家的產品設計、生產組織、銷售等各方麵的知識。其次，發展中國家通過國際貿易進口中間品和資本設備品，而這類中間品本身就是技術或者包含了技術信息，這些中間品和資本品進入生產後能夠有效提高發展中國家的技術水平；第三，通過國際貿易和國際技術交流，發展中國家通過逆序製造（reverseengineering）、技術模仿等，能夠在較低的成本下實現迅速的技術進步。Keller（2004）根據RiveraBatiz和Romer（1991）的思想，將技術轉移明確地劃分為兩種形式Keller（2004）是從發達國家的技術擴散作出的劃分，積極的技術溢出是指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學習與技術引進，而消極的技術溢出是指通常的通過對外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所產生的物化技術溢出。本文將積極的技術溢出與消極的技術溢出統稱為技術轉移。：積極的技術溢出和消極的技術溢出。他認為，在第一種情況下，對外國技術知識的直接學習意味著技術（設計或藍圖）不僅國內的其他公司可以知道，而且其他國家的公司也可以了解。這些學習涉及正的外部性，技術知識能夠以少於發明者的最初成本而得到。在本國發明的產生速度被認為是隨著本國的知識存量而遞增的情況下，通過增加本國的知識存量（通過直接學習外國的設計或藍圖而使之成為本國知識存量的一部分），知識溢出提高了本國發明活動的生產率。這種情況因此被認為是積極的溢出（activespillovers）。在第二種情況下，國際技術轉移通過外國生產的中間品而進行。他認為，采用外國生產的中間品會涉及對外國的R&D所創造的設計或藍圖知識的暗含使用。就這個意義上說，設計或藍圖的技術知識體現於中間品中，隻要采用中間品的成本少於它的機會成本，那麼使用外國的中間品就會有收益。這種情況被認為是消極的技術溢出（passivespillovers）。Keller（2004）進一步指出，積極的或消極的溢出與國際經濟活動的類型有關。他認為，消極的溢出主要是與國際貿易（購買中間品）或外國直接投資（從跨國公司的子公司購買中間品）有關，即消極溢出是通過使用了體現技術進步的中間品來實現的，消極的技術溢出的模式由此具有國際貿易或外國直接投資的某些特點。而相比之下，積極溢出（積極的技術學習）並不一定與購買中間品有關。發明者生產新產品（或采用新工藝）的技術可以總結在一個新的產品計劃或藍圖中，如存儲在電子版本中（如計算機軟盤），由於這種藍圖的非競爭性（或者說無限可擴展性），從20世紀後期以來就能夠通過計算機網絡以非常低的成本轉移到世界上的遙遠的地方。
技術的跨國轉移與擴散這一點，得到了經濟學家大量實證研究的支持。Coe和Helpman（1995）研究了貿易作為國際技術轉移渠道的重要性。他們探討了隨著一國從高研發存量（技術先進）國家進口商品的範圍增加，其生產率是否也增加以及對於給定的進口組成，是否一國總的進口份額越高，其生產率水平也越高的問題。這兩點在實證研究中都得到了證實。Coe和Helpman（1995）發現在兩國間進口份額給定的情況下，一國的全要素生產率（TFP）水平和其貿易夥伴國的總研發（R&D）存量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係。Eaton和Kortum（1997）以及Keller（2001）等的研究進一步顯示，在世界經濟合作組織（OECD）國家中（除美國外），導致生產率增長的技術進步的源泉主要也不是國內，而是來自於國外。由於世界上絕大多數研發支出集中於OECD國家（占世界總研發的90%以上），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其在基本的科研和創新上花費很少，生產率增長的主要源泉也是來自於國外。由上可見，根據新增長理論關於技術知識的理解以及實證研究的支持，發展中國家是可以通過技術轉移（向外國技術知識學習、模仿的積極技術溢出與通過國際貿易或國際直接投資所產生的消極技術溢出）來得到發達國家的技術，縮小技術知識之間的差距，從而縮小經濟發展之間的差距。特別是，20世紀後半期以來，隨著運輸、通迅、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國際貿易和國際資本流動的規模也越來越大，這使得發展中國家獲得發達國家的技術更為容易，由此，國家間增長的收斂或趨同應該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然而，Barro和SalaIMartin（1992）的經驗研究表明迄今僅有條件收斂(conditionalconvergence)得到了支持。一個明顯的事實是，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經濟之間差距仍在拉大而不是在縮小。根據Summers和Heston（2002）PennWorldVersion61數據庫的數據，1960年世界最富裕的國家瑞士的人均收入以不變價格計算是3414美元，最貧窮的國家坦桑尼亞的人均收入為111美元，前者是後者的31倍。而到了2000年，最富裕的國家是盧森堡，人均收入為48967元美元，坦桑尼亞仍然是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人均收入為490美元，但貧富差距已經從1960年的31倍擴大到2000年的將近100倍。因此，如何理解如此巨大的跨國收入差距？在技術知識能夠獲得的情況下，是否還存在技術之間的跨國差異呢？如果是，造成技術差距的原因又是什麼？或者，技術知識是全球性的，並不存在技術知識之間的差距，跨國收入的差異是由於與知識互補的要素積累差異而造成的？這些問題是經濟增長理論與經濟發展理論所必須回答的問題。7.3技術轉移、吸收能力與人力資本在存在技術轉移、技術知識能夠獲得的情況下，人力資本在技術的吸收和使用上起著重要的作用，人力資本的差距能夠影響這些技術的有效利用性，這是Nelson和Phelps模型及其發展者的主要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