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思想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因於作者對國與國之間收入差距的研究與解釋。按照經濟增長理論的觀點在經濟增長理論的觀點裏，無論是在索洛（Sollow,1956）為代表的新古典增長理論模型中還是在以羅默（Romer,1986;1990）、盧卡斯（Lucas,1988）等人為代表的新增長理論模型中，產出都可以進行這樣的分解，兩者的差別隻是在於全要素生產率（技術進步）是外生的還是內生的。，一個國家的產出（收入）可以進行兩種因素的分解：一是可積累要素如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差別；二是要素的使用效率（即全要素生產率TFP，被認為是技術知識）的差異。如果跨國收入的差異主要是由於可積累要素的差異造成的，那麼發展經濟學的主要任務就是解釋發展中國家要素積累率低的原因，並通過有效政策來促進要素如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積累；反之，如果要素生產率差異是跨國差異的主要原因，那麼就必須進一步找出造成要素生產率差異的原因，並采取有效的措施來消除這種差異。下麵先簡要敘述要素積累與跨國收入差距方麵的經驗研究。在收入差距（從生產函數來看）核算中，要素投入主要是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針對生產要素投入的作用，有檢驗認為要素積累的差異是造成跨國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其中經典的是MRW（MankiwandRomerandWeil,1992）計量回歸。Mankiw，Romer和Weil（1992）利用Summers和Heston（1988)PennWorldVersion5.0數據庫，以98個非產油國為樣本，發現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差別能解釋78%的跨國收入差異，而餘下的22%才能由全要素生產率的差異引起。但是，對於Mankiw，Romer和Weil（1992）的計量回歸結果，有學者提出了質疑。Klenow和Rodirguez（1997）認為Mankiw，Romer和Weil（1992）對人力資本的測算隻考慮了受中等教育的人數，由於初等教育的跨國差異要小於中等教育，如果將初等教育考慮到人力資本當中，並用Mincer（1974）係數對不同教育水平的人力資本進行加總，人力資本的跨國收入差異則會比Mankiw，Romer和Weil（1992）得到的要低。采用這種新的測算方法以後，Klenow和Rodirguez（1997）發現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作用並不像Mankiw,Romer和Weil得到的那樣大，全要素生產率（TFP）差異的貢獻才是主要的，其貢獻率在50%以上。Hall和Jones（1999）同樣利用Mincer（1974）係數加總人力資本，並用永續盤存法估計物質資本存量，結果也認為全要素生產率差異（TFP）是造成跨國收入差異的主要原因。Hall和Jones（1999）發現，1988年勞均產出最多的五個國家的平均勞均產出是勞均產出最低的五個國家的31.7倍。在這31.7倍的勞均產出差別中，物質資本強度（物質資本存量與產出之比）和勞均人力資本的貢獻隻是1.8倍和2.2倍,而生產率則貢獻了8.3倍。
Prescott（1998）也發現全要素生產率（技術）是理解跨國收入差距的關鍵。這些研究強調全要素生產率的差異才是跨國收入差距巨大的原因。但是，要指出的是，在這些跨國收入差距的計量檢驗中，都沒有考慮人力資本的外部性，也就是說上麵的計算可能低估了人力資本作為生產要素投入的重要性（即低估了生產要素積累所產生的外部性）。整個社會將間接受益於一個工人的更大的人力資本投資，這一點看來是非常合理的。在Lucas（1988，1990）的論文裏，人力資本作為獨立的生產投入要素被引入到生產函數時，人力資本存量的提高對產出具有直接的水平效應，但同時人力資本除了其自身的生產效應外，還具有外部性，人力資本積累通過外部性促進了整個社會產出的提高。也就是說，外部性是Lucas（1988）論文的核心。人力資本的外部性也是內生增長理論文獻的基石。對於人力資本的外部性要多大才能使人力資本差距是跨國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注意：此處是從人力資本作為生產要素投入的意義上來說的），Acemoglu（2001a）對此進行了研究。Acemoglu（2001a）通過計算表明，人力資本的外部性必須非常大才能做到這一點。在他的計算中，人力資本總回報率（或社會回報率）必須達到34%~40%。相對於人力資本的私人回報率為6%~10%而言人力資本的私人回報率，見Card,DavidE.TheCausalEffectofEducationonEarnings.InO.AshenfelterandD.Card,eds.TheHandbookofLaborEconomicsVolumeIII.Amsterdam:ElsevierScience,1999.，人力資本的外部性（外部回報率）必須達到25%~30%，即大約是私人投資回報的3~4倍。那麼，人力資本的外部性是否會有這麼大呢？有一些研究者估計了人力資本的外部性問題。Rauch（1993）通過利用城市間平均受教育的差距對此進行了估計。然而，Acemoglu和Angrist（2000）指出，這些研究（如Rauch的研究）麵臨著很嚴重的識別問題。因為具有更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可能由於各種其他的原因而擁有更高的工資。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識別出勞動市場間的受教育年限的“準外部”的差別（即可歸結為外生的受教育年限的差別）。在Acemoglu和Angrist（2000）的論文中，兩位研究者通過考察在1920年到1960年間，《義務入學教育法》和《童工法》在美國頒布後，美國各州間的受教育年限數差別來做到這一點（即解決模型的識別問題）。在決定受教育水平方麵，特別是高中畢業率上，這兩個法律在美國20世紀早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兩位研究者發現一個成長在具有嚴格的勞工法的州裏從高中畢業的可能性比一個成長在最寬容的勞工法的州裏要高出5%左右，即這些法律上的差距確實變成了州間平均受教育年數的差距。因此，通過可看作為外生的受教育水平的變化可以識別出人力資本的外部性。
與預期相反，Acemoglu和Angrist（2000）發現人力資本外部性非常小，且在統計意義上並不顯著。在他們的估計中，人力資本的外部性大約為1%~2%。也就是說，人力資本的外部性大約隻有私人回報率的20%左右，人力資本外部性的大小比人力資本作為人均收入的差距所要求的大小要小很多。還有一種可能是，正規的學校教育僅僅隻是人力資本的一個因素之一。正規的學校教育可能低估了真實的人力資本的差距。在一些國家可能比其他的國家有更多的在職培訓（或者“幹中學”），國家之間學校本身的教育質量也存在著很大的不同，這兩點是真實存在的，也必須予以考慮。Hendricks（2001）對這兩點進行研究後，認為這些同樣不能對跨國收入差距作出足夠的解釋。這位研究者發現，從其他地方遷移到美國的工人會迅速收斂到那些教育大致相同的美國工人的產出（收入）水平，這意味著教育質量的差距並沒有所認為的那樣大；而且，即使不控製教育這個變量，這些工人的產出並不少於許多美國工人的產出，與我們所觀察到的國家事實上存在的產出差距不可比。因此，Hendricks（2001）也認為跨國產出（收入）差距更多的是與要素生產率差距（技術差距）有關。對要素生產率差異的探究自然會導致對人力資本差異的考察，後者的進一步發展便是對技術吸收能力與人力資本差異聯係的考察，Nelson和Phelps思想由此提出。因此，最後的結論無疑是，要素生產率（技術）的差距才是跨國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但是，正如前所述，發展中國家通過發達國家的技術轉移（技術引進與技術擴散），完全可以得到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那麼為什麼還會造成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人均收入的巨大差異呢？人力資本的差距是否隻是收入差距的一種表現而不是它的原因？Parente和Prescott（1994）認為，技術知識雖然是全球性的，但是不同國家之間實際采用的技術不同，這是因為采用新技術的障礙不同而造成的。他們認為，技術采用的障礙越大，一個公司必須要付出更大的代價才能采用更先進的技術。然而，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這些國家技術采用上的障礙，Parente和Prescott（1994）並沒有給出解釋。而Evanson和Westphal（1995）認為，這是由於新技術的采用需要大量的默會知識（tacitknowledge）默會知識是普蘭尼（Polanyi,1958）提出來的一個概念。普蘭尼認為，知識在某種程度上是默會的（tacitknowledge），因為從事解決問題活動的人不一定能夠明確他或她所從事的確切活動。在他看來，技術知識僅僅是部分可編碼的（codifiedknowledge），因為有些是不能編碼的或者這樣做的成本較大。對於不能編碼的知識，他認為僅僅隻能通過從專家到學徒的一代代來進行。第斯（Teece,1977）對此提供了一些經驗上的證據。他發現技術知識中的不可編碼部分在企業之間轉移需要較大的成本。
在他的26個項目的樣本中，他估計轉移成本平均要占總項目成本的20%左右。但是，默會知識有可能轉換為可編碼的知識，並且近年來在某些領域轉換成本下降很快。並且，對於默會知識的轉移成本，他也沒有給出合理的解釋。，這會減緩發展中國家技術收斂的過程。對於這些默會知識，Evanson和Westphal（1995）也沒有給出合理的解釋。另一類文獻用適用技術（或適宜技術，appropriatetechnology）來解釋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巨大的跨國收入差異。適宜技術最早由Atkinson和Stiglitz（1969）提出，他們將之表述為“本地的在實踐中積累的知識（localizedlearningbydoing）”Atkinson,AnthonyB.andStiglitz,JosephE.ANewViewofTechnologicalChange.EconomicJournal,1969,315（79）:574.，即企業的在“實踐中積累知識”（learningbydoing）要受到當地的投入要素組合的製約，企業需要時間來提高這一特定要素組合的生產率。Diwan和Rodrick（1991）在一個南北貿易模型中強調了適宜技術的重要性。他們指出北方和南方技術需要是不同的，“北方可能更願意發展治療癌症和心髒病的藥物，而南方可能會從治療熱帶病的藥物中受益更多；勞動力在南方更便宜而在北方更昂貴，因此北方的勞動節約技術創新對南方是無用的，當用於支持這些創新的研發資源是有限時，必須進行選擇以便更強調哪個地區。現在南方的專利在促進適合於南方技術的發展上會起作用，而在不存在南方專利的情況下是不會發展這些技術的”Diwan,IshacandRodrik,Dani.Patents,AppropriateTechnology,andNorthSouthTrade.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1991，30(1)：28.。Diwan和Rodrick（1991）考慮了北方和南方提供專利保護對北方公司的創新所產生的不同的激勵。在他們的模型中，這兩個地區被認為在可利用的技術範圍內有不同的偏好分布。由於研發資源的稀缺性，兩個地區相互之間存在潛在的競爭以鼓勵發展最適合他們需要的技術。而這對於南方而言，即使其僅占世界市場份額的一個較小部分，且在其他情況下有較強的“免費乘車者”激勵，南方也有實行專利保護的動機。兩位作者通過數值模擬發現，當兩個國家的技術偏好更相同時，由南方提供的專利保護水平會減少；當南方的相對市場規模增加時，南方會加強它的專利保護以鼓勵所需要的創新。在這兩種情況下北方創新國都會進行創新。Diwan和Rodrick（1991）通過以上研究表達了南方和北方技術偏好不同，即適宜技術存在會導致南方從知識產權保護中獲利的思想。這個思想後來被Acemoglu繼承並予以發展。
Basu和Weil（1998）受到Atkinson和Stiglitz（1969）的論文的啟示，他們認為技術可以免費在世界各國進行轉移與擴散，沒有轉移成本，但是某一類技術隻適用於一定的生產條件，技術變遷也是采用“實踐中積累知識”（learningbydoing）的形式，技術是特定投入要素組合所專有的（specific）。他們假設技術進步滿足如下公式：Ag(j,t)=β(A*(j)-A(j,t))如果k-r或Ag(t)A(t)=Φ(h)(T(t)-A(t))A(t)式中，T(t)被認為是世界技術前沿（即技術的理論水平，被認為是發達國家的技術水平）以外生速度g發生技術進步：T(t)=T(0)exp(gt)；此處公式中的A(t)可看作發展中國家的技術水平（即技術的實際水平）；這裏的h是國家的人力資本，Φ(0)=0，Φ′(h)>0。Nelson和Phelps（1966）采用上麵的公式表達了他們這樣一個思想：一個國家距世界前沿技術越遠，它的技術進步速度就越快，因為有更多的技術可以供吸收和利用；一個國家的人力資本越大，收斂的速度就越快。並且，在上述技術進步的等式下，對於所有國家而言，隻要Φ（h）>0，就會存在一個唯一的固定的穩態技術分布。在此穩態下，所有的Aj(t)將會以固定的相同的速度g來增長（此處j代表國家）。這個固定的跨國分布為：Aj(t)=Φ(hj)g+Φ(hj)T(t)如果假設每個國家的產出與Aj(t)成比例的話，這個等式意味著具有較低的人力資本的國家更貧窮一些，因為他們隻能吸收較少的前沿技術。因此，按照Nelson和Phelps（1966）的思想，國家之間的人力資本差距通過影響技術進步造成了跨國收入的巨大差距。Nelson和Phelps（1966）模型，很好地描述了發展中國家在實現對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經濟追趕過程中，人力資本所起的決定作用。但是，由於當時理論界占統治地位的新古典增長理論將技術進步視為外生變量，外生技術進步的思想也體現在其模型中，外生的技術進步仍然是不可預期的因素。Keller（1996）以Dixit和Stiglitz（1977）模型為基礎，用內生增長理論的思想，考察了同樣是實行外向型政策促進技術進步，為何南美洲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卻遠遠低於東亞國家。他認為技術知識雖然可以跨國界流動，但人力資本卻是不能流動的，造成經濟增長率不同的原因正是人力資本積累的差距所致。一個國家在轉向外向型經濟中是否有長期的收益，取決於人力資本的形成是否大於實現外向型經濟前的人力資本。如果人力資本沒有變化，實行外向型政策雖然能達到快速的技術轉變，但這種技術變化是不可持續的，並且使經濟增長率回複到原先的水平。Benhabib和Spiegel（1994，2002）用跨國回歸的數據對人力資本作為生產要素投入的思路和Nelson和Phelps（1966）的思路進行了了計量檢驗。檢驗結果表明，人力資本的作用與Nelson和Phelps（1966）的思想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