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Benhabib和Spiegel（1994）的論文中，他們首先檢驗了人力資本作為生產要素投入的情況（第一種思路的情況），在此檢驗中，兩位研究者使用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跨國數據以及美國各州的數據來檢驗科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型的總生產函數，並進行基於總生產函數的增長因素分解的回歸。結果表明，在基於增長因素分解的情況下，就解釋人均產出的增長而言，人力資本要麼是不顯著的，要麼是不正確的符號。而後，兩位研究者采用Nelson和Phelps（1966）的框架，設定了一個增長模型，此增長模型中，索洛殘差項或者說全要素生產率（即技術）的增長率取決於一個國家的人力資本的存量。對這個模型所設定的方程進行的檢驗表明，人力資本項非常顯著，即它是通過索洛殘差項（技術）而起作用的。而在Benhabib和Spiegel（2002）的論文中，兩位研究者把NelsonandPhelps（1966）的技術追趕模型進行了一般化，設計了一個嵌套模型（nestedmodel）。他們對1960年到1995年84個國家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進行了估計，發現在1960年人力資本水平達不到臨界值（在技術轉移的情況下，實現比領先國家更快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所需的人力資本）的國家在隨後的25年裏確實經曆了更緩慢的增長（在1960年達不到臨界值的國家有27個，有22個國家生產率增長更為緩慢）。Islam（1995）在對經濟收斂問題的研究中得到了同樣的結論。在作者的論文中，使用動態的麵板數據方法對（常用於檢驗收斂的）方程進行了重新設定，並對此動態麵板數據方程進行了估計。動態麵板數據方法的優點是可以容許國家之間的總生產函數不相同，從而能得到不同於單一的跨國數據回歸的結果。與Mankiw，Romer和Weil（1992）的研究所得的結論不同，同樣的，他發現技術水平和製度的持續差距是跨國收入差距方麵的重要的因素，而人力資本是通過技術來影響跨國收入差距的。如果國家之間隻有人均資本存量的差距而沒有這些差距，收斂的速度將會更快。Foster和Rosenzweig（1996）提供了人力資本促進更有生產率技術的使用的微觀證據。兩位研究者采用印度“綠色革命”時期的麵板和時間序列數據，估計了外生的技術變化對學校教育回報的效果以及技術變化和學校教育的可獲得性對家庭教育投資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在技術迅速進步的時期中，特別是那些高增長率的地區，初等教育的回報是遞增的（即技術進步越快，回報率越高）。在排除了財富、工資、學校教育的可獲得性後，回報的增加促進了私人對教育的投資。他們的研究從微觀上進一步證實了Nelson和Phelps（1966）的思想。7.4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人力資本與適宜技術Nelson和Phelps（1966）模型及其發展強調了人力資本在技術吸收和使用上的作用。但是，從曆史上來看，對技術的吸收和利用並不一定需要與高的人力資本相結合，正如Mokyr（1990），Goldin和Katz（1998）在他們論文中所指出的情況。
Goldin和Katz（1998）指出，在18世紀後期到19世紀早期，技術進步是無技能偏向型（unskillbiased）（或取代技能型skillreplacing）。在此時期，工匠鋪（有技術的手工作坊）被後來的工廠、標準化零件以及生產裝配線所取代，以前由有技能的工匠所製造的產品由工廠的工人來生產，而這些工廠的工人隻需要相對較少的技能（較低的人力資本）。許多以前複雜的工作都被簡化了，從而大大減少了對技能工人的需求，即降低了對較高人力資本的需求。Mokyr（1990）同樣也在文中這樣描述：“首先是在武器上，然後是鍾表、水泵、鎖、機械收割機、打字機、縫紉機上，最後是發動機和自行車上，（產品上的）部件可相互交換，在技術上更好並取代了原先使用鏨子和銼刀的有技能的工匠。”Mokyr,Joel.TheLeversofRiches:TechnologicalCreativityandEconomicProgress.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0.137.由此看來，技術需要較高的人力資本來吸收和利用隻是近幾十年的事。許多研究者的研究進一步表明（如Berman，Bound和Griliches,1994;Autor，Katz和Krueger,1998），發達工業化國家的技術進步在近幾十年來明顯呈現出技能偏態的特點（skillbiasedtechnologychange），而不是希克斯中性（Hicksneutral）和部門偏向型技術進步（sectorbiasedtechnologychange），它對技術設備、參與生產的勞動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會導致人力資本存量較高的勞動力對人力資本存量較低的勞動力的不斷替代和技術與人力資本之間的不斷互補。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結果對發展中國家的人力資本提出了相應的更高的要求。Acemoglu及其合作者（1998，2001a，2001b，2002，2003a，2003b，2003c）用內生技術進步的思想發展了一個框架來研究以下問題：為什麼技術變化在過去60年裏是技能偏向性的？為什麼新技術在過去18世紀裏和在19世紀早期裏是無技能偏向性的？為什麼有偏的技術變化擴大富國和窮國的收入差距，從而使人力資本是跨國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Acemoglu及其合作者認為，在有偏的技術變化的情況下，人力資本與技術相互作用從而產生了大的跨國收入差異。這條思路是Nelson和Phelps（1966）的思想的進一步擴展。Acemoglu認為，關於技術進步的決定因素方麵，許多有影響力的文獻（如PaulRomer,1990;Grossman和Helpman,1991;Agion和Howitt,1992）並沒有考慮與技術變化的方向性和偏向性有關的問題。在大多數情況下，技術變化不是中性的，它使生產中的一些要素比其他要素受益更多。
Acemoglu在內生的技術變化模型基礎上，主要是在PaulRomer（1990）以及Grossman和Helpman（1991）的產品種類擴大模型上，建立了一個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對技術變化的均衡偏向性進行了研究。與PaulRomer（1990）以及Grossman和Helpman（1991）的模型不同的是，作者使這些理論一般化以允許技術變化的方向性：公司能夠投資於資源去發展與某一特定要素互補的技術，不同類型的技術的相對利潤率決定了技術變化的方向。在Acemoglu的論文框架裏，技術的變化主要受兩種效應的影響：價格效應，當由某種技術生產的產品價格更高一些時，會有更強的激勵去發展這種技術；市場規模效應，當某種技術有更大的市場規模時，發展這種技術利潤更大，而相關的市場規模（或大小）是與新技術相結合的要素的供給。Acemoglu認為，價格效應和市場規模效應是相互競爭的。當價格效應意味著有利於稀缺要素的技術進步更迅速時，市場規模效果則創造了一種朝向與更豐富的要素互補的技術進步創新，兩種效果的相對強度由兩種要素之間的替代彈性來決定。當替代彈性相對低時，稀缺要素控製著更高的價格，價格效應更強一些。但是，不管要素的替代彈性如何，一種要素的相對豐富程度的增加就會創造出某種程度的偏向於這種要素的技術偏向；如果替代彈性足夠大（大於1~2的某個特定門檻水平），技術上的誘致性偏向（theinducedbiasedintechnology）能夠克服通常的替代效果並且增加已經越來越豐富的要素的相對報酬率。也就是說，有偏的技術變化能夠使要素（此處指高技能工人，即較高的人力資本）的長期相對需求向上傾斜。Acemoglu用這個框架解釋了近幾十年來有偏技術進步的原因是技能工人供給不斷增加（具有大學同等教育程度的工人供給的增加）所產生和引起的此處的技能工人指的是具有大學同等教育程度的勞動力，即具有較高人力資本水平者。見Acemoglu的一係列論文。。Acemoglu及其合作者用技術變化的偏向性闡明了與人力資本相關的適用技術的重要性。技術變化的方向性意味著發達國家通常所使用的新技術，如美國或世界經濟合作組織（OECD）國家的新技術，是被設計為能最好地服務於具有這些要素和條件的國家。因為這些國家在人力資本上更豐富，他們發展的前沿技術也就要求更高技能的工人來適應。發展中國家（LDCs）技能工人（人力資本）的缺乏將會導致技術與技能的不匹配，使這些國家很難享受到前沿技術的利益。換句話說，這些技術從人力資本的角度而言，是不適合發展中國家的。這個解釋來自於有方向性的技術變化的應用，它進一步擴展了Nelson和Phelps（1966）的思想。Acemoglu（2001a）用下麵的形式進行了具體的表述。在世界經濟中，技術領導者，比如美國，生產技術NZ和NL（NZ和NL分別表示與技能工人和無技能工人互補的技術，可看作生產的機器的種類數），其他國家，即發展中國家（南方國家）簡單地模仿這些技術。
發展中國家（LDCs）隻擁有L′個無技能的工人和Z′個有技能的工人，其關鍵的特征是在技能工人上沒有發達國家那樣豐富。也就是：Z′L′1時，即當這兩種要素是總替代時，NZ/NL的增加將提高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北方）的收入差距（因為減少了Y′/Y）注：相比之下，當σ
1的情況下，北方將選擇更加技能偏向性的技術，因為在σ 而事實上，人力資本隻具有向下兼容性，即高水平的人力資本可以從事低水平的人力資本從事的工作；反之則不然。人力資本的向下兼容性意味著不同水平的人力資本之間的替代是不完全的和不對稱的。考慮到這一點，陳曉光構造了一個可計算的人力資本加總技術，並進行了跨國收入的核算，他發現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差距是影響跨國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雖然Acemoglu與Nelson和Phelps（1966）的方法在某些方麵具有類似性，但是他們之間存在著兩個較為重要的差別。在Nelson和Phelps（1966）的文章中，人力資本的差距轉化成了技術上的差距；而Acemoglu的方法則是基於內生技術變化的方向性與適用技術的思想。在Acemoglu和Zilibotti（2001b）的簡單模型中，作者指出，所有的國家都能獲得同樣的前沿技術，因此不應該存在技術上的差距（因為“南方”或發展中國家也是采用這些技術即NZ和NL的）。在假設人力資本、物質資本和產出的特定關係情況下，在出現技術與技能不匹配的情況下，人力資本對產出的效果主要是由於技術使用的效率（全要素生產率的一個部分）造成的。其次，對於人力資本的重要性的含義兩者之間並不相同。在Nelson和Phelps（1966）的模型裏，在世界技術前沿（即技術的理論水平T(t)，被認為是發達國家的技術水平）的技術進步速度g更大一些時，由其公式可知人力資本更加重要一些。相比之下，在Acemoglu的模型裏，當技術進步出現更加技能偏向型時，人力資本更重要一些。這兩者之間的含義是不相同的。Easterly（2001）的研究發現，在過去20多年裏，具有較低人力資本的國家比富裕國家落後得更多，而這段時期（指20世紀70年代以來）正是世界經濟增長較為緩慢的時期，按照Nelson和Phelps（1966）的觀點，這些較低的人力資本國家相對於技術領先國家而言應當受益較多（即前麵所提到的後發優勢），即不應該落後更多。而另一方麵，在過去20多年裏，技術變化表現出迅速的技能偏向性的特點，按照Acemoglu和Zilibotti（2001b）的模型，較低的人力資本的國家由於技能偏向型技術變化造成的技術與技能不匹配的原因會落後得更遠。因此，Acemoglu和Zilibotti（2001b）的模型更具有解釋力與合理性。林毅夫、張鵬飛（2005）從Acemoglu和Zilibotti（2001b）的模型出發，在發展中國家可以作出自己的技術選擇的假定下，通過研究認為，發展中國家最適宜的技術並不一定是發達國家最先進的技術，即發展中國家完全可以利用發達國家前沿之內的技術，在這樣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采用經濟發展速度可以大於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並且可以追上發達國家。他們認為，在技術沒有達到前沿生產函數時，技術模仿比技術創新成本更少，發展中國家采用技術模仿是合適的。如果發展中國家直接采用發達國家最前沿的技術，由於技術的技能偏向性，會導致模仿難度和模仿成本的增加，技術變遷的速度會降低從而導致低的經濟發展績效。 由此，發展中國家應當按照要素稟賦結構實行漸進的技術變遷。7.5小結本章從技術進步與技術轉移開始，通過人力資本在技術差距和技術吸收作用中的曆史分析與回顧，指出在技能偏向性技術進步下，由於人力資本的差距引起技術的不適宜性（人力資本與技術不匹配），從而造成了大的跨國收入差距，由此得出了發展中國家的人力資本在發達國家的技術轉移下具有重大的意義。通過前麵的文獻考察可以發現，Acemoglu和Zilibotti（2001b）的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會采用發達國家最前沿的技術，這一點更多是從靜態的角度來考慮的。如林毅夫、張鵬飛（2005）所指出的，在發展中國家可以作出自己的技術選擇的假定下，發展中國家完全可以利用發達國家前沿之內的技術，而不需要引進發達國家最前沿的技術。但林毅夫、張鵬飛（2005）的論文更多論證了後發優勢的重要性。在技術沒有達到前沿生產函數時，如Barro和SalaIMartin（1997）的文中所指出的，技術模仿比技術創新成本更低，發展中國家的技術模仿成本較低，從而技術變遷速度加快；隨著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技術差距越來越小，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可以模仿的技術越來越少（技術發展後可模仿的技術可行集越來越少），模仿的難度越來越大，模仿成本越來越高，技術變遷速度會較慢。在他們的論文裏，發展中國家之所以不采用最先進的技術，是因為采用最前沿技術時，隻能同發達國家一樣進行創新才能有技術進步，才能維持長期穩定的經濟增長。這更多隻是反映了技術本身的發展路徑。其次，這些研究者隻是考慮了人力資本在技術轉移中的作用，根本沒有考慮到技術轉移對人力資本的反饋作用，即有偏技術進步對於人力資本形成的誘致作用。傳統的人力資本理論，如以Becker為代表的理論，是從家庭生產時間價值及分配的角度係統來闡述人力資本生產、人力資本收益分配規律以及人力資本與職業選擇等問題，是基於微觀主體的角度分析，也沒有考慮到技術進步的適宜性對於人力資本形成的影響一些學者研究了技術進步（或經濟增長）與人力資本的投資問題（將技術進步與人力資本結合起來），比較典型的是Bils和Klenow（1998）所建立的模型。這兩位研究者認為，更快的技術進步會提高教育投資的回報率，從而誘使個人更多在教育上的投資。他們通過對美國的實證研究發現，1975年入學率與過去（1960-1975）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關係。此外還有一些另外的研究者（如Blackburn，Hung和Pozzolo,2000）也建立了類似的模型。然而，他們的模型沒有注意到技術的內生偏向型問題，沒有考慮到在發展中國家的適用性。按照他們的模型，技術進步越快，人力資本投資就越多。這對於發達國家來說可能是正確的，而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在外生的有偏技術和存在人力資本投資能力約束的情況下，並不一定能得出同樣的結論。。由此，在技能偏向性技術進步下，技術轉移的適宜性對於人力資本的形成（結構）具有重大的影響（也可以說人力資本的水平和結構是內生決定的），技術轉移與人力資本是一個相互作用的動態過程，這在理論上和經驗上值得進一步研究和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