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溯源8.1引言有關對外直接投資與母國經濟利益的研究，最初多半起源於對外投資尤其是對外間接投資。早在一個半世紀前，在資本輸出剛剛興起時，馬克思就已經注意到了資本輸出對其母國經濟利益的影響。他寫道：“如果資本輸往國外，那麼這種情況之所以發生，並不是因為它在國內已經絕對不能使用。這種情況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它在國外能夠按更高的利潤率來使用。後來的列寧也曾經指出：“輸出資本的國家，幾乎總可能獲得相當的‘利益’，這種利益的性質也就說明了金融資本和壟斷組織的時代特征。但值得指出的是，無論是馬克思還是列寧，這裏所說的資本輸出的利益，主要是針對國際間接投資尤其是國際信貸資本輸出而言的，因為在那個時代，國際直接投資還不太盛行，大量的資本輸出是間接投資，尤其是西方列強國家的金融機構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政府貸款。20世紀後半葉，隨著企業國際化浪潮湧動而發生的對外直接投資流動規模的迅速膨脹，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經濟利益的影響才日益顯著。目前所知的關於對外直接投資的最早理論研究，是Nurkse（1933）發表的題為《資本流動的原因和效應》的論文。納克斯是把對外直接總體作為國際資本流動來研究的，使用的完全是國際資本流動分析範疇。其實，他所分析的產業資本跨國移動，即是後來所稱的對外直接投資。隨後，MacDougall（1960）從經濟學角度分析了國際資本流動對母國、東道國經濟增長和福利的效應，其結論是資本跨國流動增加了全世界的總產出，且這種收益為母國與東道國所分享。Kemp（1962）在此基礎上作了進一步的分析，其結論與MacDougall相似。以上分析表明，無論是馬克思主經典理論還是資本主義經濟理論，都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經濟利益有重大影響。然而，這種影響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麵，則是一個有待回答的問題。隨著對外直接投資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日益提高經曆了從20世紀30年代英國經濟學家羅伯特遜提出的“貿易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到8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彼得·德魯克提出的“對外直接投資是全球經濟增長的發動機”的轉變。，理論界對它的研究也在深入進行。20世紀60年代後期，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有關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大量湧現，研究的角度大致經曆了從理論到實證的轉變，理論上主要是從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著手，而實證方麵則大量關注西方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經濟利益的影響。仔細梳理有關對外直接投資的文獻，可以清晰地看到對外直接投資與母國經濟利益的內在聯係。為了更好地把握這種內在聯係，本文從兩個大的方麵對有關文獻進行了歸納。一方麵，大量的文獻是從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角度研究對外直接投資現象的，而在這些動因的背後，又隱含著母國的經濟利益，本章的82節對此進行了綜述；另一方麵，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經濟利益造成的影響是多方麵的，實證研究大致從五方麵進行了相關檢驗。
在已知所有有關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經濟利益影響的研究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產業結構升級、技術進步、出口貿易、國內就業及國際收支平衡的影響尤其受到關注。8.2FDI與母國經濟利益：理論分析對外直接投資理論所要解釋的核心問題之一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大量的實證調查顯示，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動因十分複雜。如葉剛（1989）對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問卷調查，涉及的動因有10項；而張海岩（1994）根據對中國40家跨國企業的調查，涉及的動因卻有28項。。而在這些動因中，自然包含了母國對某種經濟利益的追求。在實踐中通常把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動因分為資源尋求型、市場尋求型、效率尋求型和戰略資產尋求型等四類有時也從理論上把對外直接投資動因分為防禦型和進攻型，例如小島清（1973）曾將對外直接投資動因分為勞動力導向的防禦型和市場導向的防禦型。。而在實踐的基礎上，理論界有關對外直接投資的成熟理論就更加多了，僅叫得出名的就有二十餘大類，如“壟斷優勢論”、“寡頭均勢論”、“生產要素優勢理論”、“行為理論”、“管理理論”、“戰略與政策理論”、“產品周期理論”、“市場不完全理論”、“資本過剩理論”、“區位理論”、“內部化理論”、“綜合主義理論”、“國際投資周期理論”、“國際資金市場理論”和“國際市場理論”等等（孫建中等，2002）。8.2.1對外直接投資動因：實踐中顯現的母國經濟利益在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實踐中，依據動因的劃分可以對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進行分類（Narula,1996）。資源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是企業為了保證所需的關鍵性自然資源的有保證供應，或有利價格條件的供應，在該資源豐富的國家投資建立子公司或附屬企業。這類投資的區位選擇通常取決於自然資源的可得性和成本，以及非熟練勞動力的供應情況。企業主導的這類投資，在增強企業自身實力的同時，無疑可以保障母國對一些稀缺的，尤其是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原材料的穩定供應。吳先明（2003）對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中國石油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便說明了這一點。市場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是企業為了有效供應東道國當地或所在區域市場，在國外投資建立的生產製造、產品分銷或售後服務子公司。這類投資主要取決於國外市場的規模和性質、相對生產成本、跨國運輸費用、出口障礙以及企業可能失去市場的擔心等。近年來，隨著地區貿易組織的建立和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出口產品越來越困難，而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尤其是跨國並購的方式在那些貿易壁壘較高的國家或地區投資建廠，在當地生產並銷售，則可以增加企業的銷售額，占領更大的市場。趙偉（2004）通過對海爾、TCL等企業的案例分析，表明跨國並購為主導的對外直接投資不僅可以增強企業的實力，而且促進了母國出口貿易的進一步發展，對整個母國經濟產生了積極的效應。邵祥林（2005）構建模型探討企業以擴張產品銷售為目的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他通過放鬆企業來自同一母國的假定且假定兩企業規模不一，從而得出不同規模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造成的影響也不同的結論。
效率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通常是企業的連續性投資，而不是初次投資（Kogut,1983），企業試圖通過在國外建立子公司實現跨國界的橫向一體化或垂直一體化，以獲得規模經濟或範圍經濟的效益。宋軍（2004）從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跨國並購的角度對效率尋求型的對外直接投資進行了研究，其結論是：無論是橫向一體化的跨國並購還是縱向一體化的跨國並購，都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企業的資源，增強了企業的實力，進而通過一套完整的傳導機製，對整個母國的經濟發展產生積極的效應。戰略資產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是企業試圖通過在國外投資建立子公司，獲得國外的關鍵性要素或無形資產，以增強企業現有資產的組合效應，以保持或加強本企業的主體競爭力，或者削弱競爭對數的競爭地位（Dunning,1993a）Wesson（1997）建立了一個關於戰略資產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模型。Makino（1998）對Wesson的模型進行了擴展，發現許多企業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有相當部分是為了接近和獲得國外的新技術和組織能力而進行的戰略資產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或資產增值型對外直接投資。Teece（1987）則強調了有效配置和利用互補型資產對企業更好地利用自己核心能力的重要性。。在所有這些戰略資產中，獲取國外的先進技術尤其是核心技術最為關鍵，這也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企業采取逆向投資方式到發達國家去投資建廠的目的。但對一國而言，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並非單一的，其對母國經濟利益的影響也是在綜合的。近年來，中國學者在這方麵也作了較多的研究。在西方對外直接投資經典理論的基礎上，孫建中等（2002）提出了綜合大國優勢理論，從多發展目標、多差別優勢、多發展空間的角度論述了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動機，隱含在這些動機背後的，是國家整體經濟利益的追蹤與獲取。吳先明（2003）也指出一國對外直接投資具有多元動因，如尋求新的市場、跟蹤先進技術等，這些動機無疑都與母國經濟利益息息相關。邢建國（2003）試圖構建一個模型，並提出“有效資本型對外直接投資”假說，蘊涵了母國政府多維的對外直接投資動機，明確指出了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經濟利益的影響。而韓太祥（2004）從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角度，論述了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並對比分析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對各自母國經濟利益影響的差異。趙偉（2004）則從跨國並購的角度出發，指出跨國並購是當今對外直接投資的主流，跨國並購有四大動機，綜觀中國企業的跨國並購活動，也可以看到這些動機的影子，且產生了多重並購效應。這些效應對跨國並購企業以及中國的整個國家經濟利益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8.2.2對外直接投資動因：投資理論中顯現的母國經濟利益有關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已很多，它們從各個角度研究了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但直接提及母國經濟利益的研究卻並不多，所有有關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經濟利益產生影響的分析都隱含在有關理論中。
在所有這些理論中，可以清晰地顯現出母國經濟利益的有壟斷優勢論、內部化理論、產品生命周期理論以及Dunning的折衷理論。壟斷優勢論是Hymer（1960）以市場不完全為前提，提出的一種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其核心命題是為了在與具有先天優勢的當地企業的競爭中取勝，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外國企業必須具有一定的補償優勢（compersationadvantage）。即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必須滿足兩個條件：其一是企業必須擁有壟斷優勢，以抵消在與當地企業競爭中的不利因素；其二是不完全市場的存在，以使企業擁有和維持這種壟斷優勢。此後，Kindleberger（1969）進一步把市場不完全分為產品市場不完全、要素市場不完全、規模經濟和政策措施導致的市場不完全其實，Kindleberger的理論存在明顯的缺陷，即他把市場不完全與導致市場不完全的因素相混淆了。，並把企業特有優勢歸納為知識資產（專有技術、管理技能等）、產品差異化能力（商標、營銷技巧等）和內部與外部規模經濟三類，並用收益流量資本化的公式來說明海默理論與以前的國際資本流動理論的區別（林德特和金德爾博格，1982）因此，通常把壟斷優勢論稱為“海-金傳統”（Buckley和Casson,1985），或“海-金範式”（Liu,1997）。同時對該理論作出貢獻的還有凱夫斯（1971，1974）、約翰遜（1970，1977）等人，他們主要是從不同方麵、不同層次對特有優勢形態的性質進行補充。赫希（1976）、蒂斯（1976，1977）、沃爾夫（1977）、拉奧（1980）等人則從研發和營銷的長期投資、企業規模、技術動態變化、要素投入、技術轉讓和產品多樣化角度，對特有優勢的形成進行了深入探討（可參見魯桐，2000；劉海雲，2001）。。沿著Hymer的壟斷優勢論思路，Knickbocker（1973）通過對美國對外直接投資較多的行業情況的分析，發現這些行業的集中程度一般較高，具有典型的寡頭壟斷的特點。在這種寡占性的市場結構中，為了競爭的需要，寡頭企業把相互追隨進入新的國外市場作為一種預防性策略，即一旦該行業中某個企業到國外投資，為了抵消占優者可能獲得的優勢，其他企業也會追隨先行者進入新市場，這就是“跟隨領先者假說”。壟斷優勢論雖是站在企業的角度研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但一國企業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獲取並鞏固了自身的壟斷優勢，無疑可以增強母國經濟在整個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其對母國經濟利益的影響是深遠的。內部化理論以市場交易性不完全為前提，以交易費用理論為基礎，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出現提出了另一種解釋。在Coase（1937）以交易費用理論為基礎解釋市場中企業存在的原因後，其假說在兩個方向上得到了拓展：一是由張五常（1983）、楊小凱和黃有光（1993）發展出來的“間接定價”理論；二是由Williamson（1975，1985）等發展的縱向一體化理論（張維迎，1999），而後者恰好可以解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行為。
另外，Buckley和Casson（1976）根據交易費用理論指出，隨著分工的深化，中間產品在分工中的作用增大，更重要的是，以知識形態為主的中間產品地位超過傳統的半成品、原材料。由於信息不對稱，知識、技術、技能等中間產品通過市場進行交易的交易費用過高，甚至無法實現交易。這種情況下，企業會通過內部化交易取代市場，當企業的這種內部化過程跨越國界時，對外直接投資便產生了Buckley和Casson是根據中間產品市場不完全導致的交易費用來解釋內部化及跨國企業的產生。根據資產專用性和機會這一假設（Williamson，1985）可以更一般化地來解釋交易費用、內部化及跨國企業的產生。Williamson（1985）提出了企業內部“完全子市場”和企業各單位“內部充分交易”的概念，並分析了企業通過內部市場，轉移那些具有價值創造能力的專有技術和管理技能等知識性中間產品的相對有利性，也為跨國企業的內部化理論提供了更多的分析工具。。很明顯，對外直接投資有助於企業減少交易費用，當一國所有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都通過內部化節省了交易費用，不僅企業提高了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而且整個國家的競爭力也得到了提升，這必將對母國經濟利益產生重大的影響。產品生命周期本來是市場營銷學中的一個概念，Vernon（1966）借用這一概念來分析美國跨國公司在當時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該理論認為，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是隨著產品的生命周期展開的。產品生命周期是指一個產品存在產品創新、產品成熟和產品標準化三個階段。在產品的創新階段，需要密集地使用大量的先進技術和熟練勞動力，同時，技術創新往往是對國內消費需求的反應。美國消費者的人均收入水平高於其他國家，而且，美國是研究開發實力最雄厚的國家，所以，新產品往往是在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產生，並首先在美國生產。在產品的成熟階段，隨著產品走向成熟，國內外市場對產品的需求不斷增加，產品具有獲得較高收益的機會。同時，一些國外廠商開始仿造新產品，創新企業麵臨喪失技術優勢的危險。因此，創新企業對國際市場日益重視，選擇對外直接投資以占領當地市場。因西歐國家的經濟技術和消費水平最接近美國，所以，美國企業首先在歐洲投資。在產品的標準化階段，其生產技術已經擴散，產品競爭主要靠價格競爭。這時，產品生產成本成為選擇區位的決定因素。於是，跨國公司把生產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因為那裏擁有大量非熟練勞動力。技術創新國從國外進口自己需要的產品，自己開始新一輪的新產品開發和生產。產品生命周期論把產品的要素強度和生產區位結合起來，動態地分析跨國公司在出口和直接投資兩種方式上的選擇，可以說是一個動態的、融國際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為一體的、統一的國際分工理論。該理論雖是從產品角度分析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及階段特征，但各國的產品都在創新、成熟與標準化中演進，有針對性地對本國的產業結構加以調整與升級，無疑可以促進母國經濟的健康發展，故該理論對整個母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具有積極的指導意義。
Dunning（1977，1979，1980，1981，1988）依據已有研究成果提出了對外直接投資的折衷理論，試圖確定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充分和必要條件，並對企業國際化經營方式的選擇給出統一的解釋。他把與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相關條件概括為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形成了在對外直接投資的方麵影響最大的理論範式--OIL折衷理論。企業的所有權優勢是指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在國際市場上擁有的超過其他企業的特定優勢，包括技術優勢、規模優勢、經營管理優勢等。內部化優勢是指企業內部交易取代市場交易所形成的優勢。具體來說，一是由於減少市場交易費用，並利用具有隸屬關係的企業內部組織來獲取交易利潤；二是保證從自己擁有的特定優勢上獲得最大限度的租金，並避免因技術擴散等因素造成的壟斷租金耗散。區位優勢是指東道國所持有的有利於國外企業投資的條件：一是指東道國要素稟賦所產生的有利條件，如自然資源、地理位置、市場規模、收入水平、基礎實施等；二是指東道國社會因素所產生的有利條件，如政治法律製度、經濟政策、文化政策、教育水平等。在鄧寧看來，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區位優勢是形成對外直接投資的三個最關鍵的因素。這三方麵因素的組合，不僅可以確定各種類型的對外直接投資，而且可以解釋企業關於對外直接投資、出口銷售和許可證交易這三種經濟活動的選擇行為。即僅在上述三個優勢均具備的情況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才會發生（Dunning,1981b）。通過解決企業在國際上擴張所涉及的一係列問題，折衷理論解釋和預測了對外直接投資的原因和模式由於折衷範式沒有統一的理論基礎，作為一個關於國際化生產決定因素的分類體係（Buckley和Casson,1985）很適當；但作為一個理論則有問題，因為其不具備能夠被證明或證偽的條件，特別是隨著Dunning的不斷補充，包括的變量越來越多，更加難以進行經驗檢驗。。Dunning認為，這些優勢不僅影響所發生的國際經營活動的性質和區位，而且影響企業本身及其競爭對手的特征，由此決定它們在國際市場上的戰略。因此，折衷理論不僅能夠有效地解釋傳統的資源尋求型、市場尋求型和效率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而且也能夠解釋新的戰略資產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Dunning,2000）。這些投資都與母國經濟利益息息相關，可見Dunning的折衷理論是站在了整個母國經濟利益的角度，對母國企業采取何種方式參與國際合作與競爭提供了理論指導，當且僅當企業同時具備所有權、內部化與區位優勢時，對外直接投資才會發生。此時的對外直接投資才會成功，企業才會盈利，母國也因此才會從本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中獲益。8.3實證論題之一：FDI與母國產業結構變化關於對外直接投資的實證研究，相當部分成果是基於貿易和就業的視角來考察其對母國經濟利益的影響。其中，在貿易方麵，主要考察的是對外直接投資對企業和母國出口的影響，而在就業方麵，主要考察的是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就業的影響。
另外，隨著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大，其對產業結構、技術進步和國際收支平衡的影響也越來越受到母國政府的關注。一國經濟發展的進程必然伴隨著國內產業結構的不斷優化。在開放條件下，參與國際直接投資是一國實現國內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的重要途徑。大多數西方學者認為，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母國可以將本國已經失去或即將失去國際競爭力的產業轉移到其他國家，從而實現國內產業結構的優化。也有一些西方學者認為，這種產業的轉移有可能會造成母國的產業“空心化”，不利於母國產業結構的優化與成長。下麵分別敘述之。關於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產業結構的積極影響或優化論觀點，最早可追溯至20世紀50年代。Dunning（1958）在其研究中，就已經提出“對外直接投資促進母國產業調整”的觀點。此後，一些學者對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荷蘭等國的實證研究結果為Dunning的觀點提供了有力的佐證。小島清(1987)的邊際產業擴張論進一步係統地闡述了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優化效應。該理論認為，母國將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轉移到東道國，使東道國特定產品銷售的比較優勢由潛在變為現實，產業結構發生新的變化；與此同時，母國減少已失去比較優勢產業的生產，可以將有有限的資源更多地用於擴大具有比較優勢產業的生產和出口，使母國的產業結構也發生新的變化。這樣的直接投資能使兩國的比較成本差距擴大，從而使雙方充分得到國際分工和貿易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按這種產業調整要求所進行的直接投資將導致貿易的擴大，即所謂的“順貿易導向型投資”（ProtradeOrientedInvestment），使投資與貿易之間形成一種互補的關係，而不是相互替代。相反，如果將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轉移到國外，則母國與東道國的比較成本差距反而縮小，減少了雙方可享受的國際分工和貿易的利益，母國也會減少可供出口的比較優勢產品，不利於貿易收支平衡，限製了貿易的擴大，從而導致投資替代貿易，即所謂的“逆貿易導向型投資”（ContradeOrientedInvestment）。60年代以來，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就是以投資帶動貿易，形成順貿易導向型投資，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帶動本國產業結構的調整，以新的國際分工強化其國際競爭力。另一個成功的例子是韓國和我國台灣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從60年代開始，韓國和我國台灣地區接受日本的直接投資和產業轉移，出口導向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迅速發展，成為日本“雁行發展模式”下的第一層投資與產業調整互動關係的外圍地區。到80年代，隨著韓國、我國台灣地區經濟的成長，勞動力工資水平上升，本幣升值，加上美國的貿易保護政策，勞動密集型產業已逐漸喪失比較優勢，也開始仿效日本的做法，通過對外直接投資轉移“邊際產業”，以加速本地產業調整。80年代中期之後，韓國和我國台灣地區製定了對外直接投資的鼓勵政策，從而出現了對中國內地和東盟四國的產業轉移高潮，促進和帶動了本地區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優化。
美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也在其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優化中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在80年代末以來的美國產業結構大規模調整中，美國政府把發展高技術產業作為調整經濟結構的龍頭，集中國內資源主要用於發展以信息技術為主的高技術產業，對傳統產業則通過積極鼓勵企業以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向國外大規模轉移，從而使得以信息產業為代表的美國新興產業提到了迅猛的發展，進一步增強了其世界頭號經濟大國的地位。肖衛國（2002）對德國的研究也顯示，作為當今科技強國的德國在80年代曾在尖端技術方麵處於落後地位。1983年，在美、日、德、英、法和瑞士的尖端技術產品出口中，美國占37%，日本占25%，德國僅占17%。在德國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德國企業加大了研發力度，對外直接投資，奪回失去的市場，從而使得德國的產業結構向高度化演變成為可能。何大安（2001）在研究一個國家的投資流向對該國結構調整、結構升級的關係時，雖沒有明確提及對外直接投資，但其觀點表明，對外直接投資無疑是一國資本流向的主要領域，合理的投資流向必將對該國的結構調整、結構升級產生重大的影響。應當指出，不同類型的對外直接投資對投資國產業結構優化的效應差異極大。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垂直投資對投資國產業結構優化的正效應最大，經濟發展水平相近國家之間的水平投資的正效應較小，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逆向投資則很難產生正效應。對外直接投資導致產業“空心化”的論點，最早是基於對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一些案例研究提出的。一些研究認為，美國的產業“空心化”出現於20世紀60年代初。1958年歐洲共同體（EEC）宣告成立，對外實行共同關稅。為了繞開關稅壁壘，拓展歐洲市場，美國以汽車、電動產品為主導，大舉向西歐國家進行直接投資。此舉的結果是，美國對西歐各國的汽車、電機等產品的出口減少，而西歐國家的汽車、電機等產業有了較大的發展，反過來又向美國出口此類產品，並對這些產業進行投資，從而使美國的汽車、電機等產品的生產廠家受到不利影響。基於此，一些美國學者認為，美國已出現了產業“空心化”問題。進入80年代之後，美國政府實行高利率政策，國內市場的進口商品越來越多。為了降低生產成本，美國企業的原材料、中間產品等越來越多地依賴國外市場，或者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將生產基地轉移到國外。一些美國學者斷言，美國製造業中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導致了美國國內產業的“空心化”，並受到了越來越多的學者和企業家的關注。1996年3月，美國《商業周報》專門出版了論述產業“空心化”的特刊，其副標題即為“製造業的衰落威脅著美國經濟”。日本學者關下稔（1990）指出，“過去美國跨國公司向海外擴張，為世界經濟帶來活力，形成‘世界經濟美國化’；但另一方麵，卻使美國經濟不振，陷入‘空心化’”。日本是對外直接投資的後起之秀。進入80年代之後，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得到了極大的發展，特別是從1985年起，伴隨著日元的持續升值，日本與西方發達國家的貿易摩擦日趨激化，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得到了空前的高速發展，成為主要對外直接投資大國。
基於此，一些日本學者認為，日本也出現了國內產業“空心化”的問題（張國成，1994）。一些西方學者認為，對外直接投資導致的產業“空心化”給母國宏觀經濟和對外直接投資者帶來一係列的負效應：（1）導致國際貿易收支逆差。一些西方學者認為，由於對外直接投資所帶來的出口替代效應與反向進口效應的存在，使得母國進口增加或出口減少，其後果是導致母國的貿易收支出現逆差。一些西方學者將巨額貿易逆差視為美國國內產業“空心化”的主要標誌。（2）降低了對外投資者的國際競爭能力。對外直接投資是“一攬子”生產要素的轉移，即資金、技術、管理經驗和勞動力由母國轉移到東道國。一些學者認為，隨著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母國生產技術也將會流向國外，等於扶持了競爭對手，東道國當地企業一旦掌握了這種技術，就會與外國投資者相抗衡，削弱對外投資者的國際競爭能力。（3）減少了國內就業機會。一些西方學者認為，隨著生產基地由國內轉移到國外，國內的製造業會不斷地萎縮，減少了就業機會。8.4實證論題之二：FDI與母國技術升級一般認為，對外直接投資影響母國技術升級的途徑主要有兩條：一條是，通過改變母國熟練勞動與非熟練勞動的構成進而影響母國技術升級；另一條是，通過技術的溢出進而影響母國的技術升級。按照前一種解釋，對外直接投資通過獲得外國生產要素，進而改變母國的最優要素比例。就勞動密集度而言，如果勞動不是同質的，對外直接投資必然會改變母國就業中熟練和非熟練勞動力的構成。一般而言，跨國公司生產活動的全球配置會使得熟練勞動密集型的活動留在國內，而將勞動力密集度的活動轉向工資較低的發展中國家。實際上，有關對外直接投資影響技術需求的研究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就在更廣泛的框架下納入了熟練與非熟練工人上升的工資缺口的爭論中。Helpman,Melitz和Yeaple（2003）發現美國跨國公司比非跨國出口公司具有更高的勞動生產率，但這兩類公司又都比那些既非跨國公司，又非出口產品型公司具有更高的勞動生產率。標準的赫克歇爾-俄林模型預測熟練勞動富裕的國家與非熟練勞動富裕的國家進行貿易將會導致非熟練勞動密集生產的產品的相對價格下降，這便會減少非熟練勞動的工資，增加熟練勞動的工資（斯托爾泊-薩繆爾森定理），從而導致經濟結構變得更加專業於技術密集度產品的生產（赫克歇爾-俄林-薩繆爾森定理）（趙偉，2004）。然而，美國的證據並沒有與這些理論預期一致。根據Berman,Bound和Griliches（1994)的研究結論，僅有小部分對熟練勞動的需求可被產出在產業間的轉移所解釋。相反，大部分卻與產業內變化有關。同樣，斯托爾泊-薩繆爾森定理也不成立。非熟練勞動密集生產的產品，如衣服，其價格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較之於熟練勞動密集生產的產品，如計算機的價格是相對上升了（Lawrence和Slaughter,1993）。對這種不一致的一個合理解釋是，隨著公司生產階段的分離，貿易效應在產業間發生作用（Feenstra和Hanson，1996，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