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收入國家的公司將其生產活動分離並外包給勞動力低的國家，這便導致了產業內的專業化和技術需求的變化。這將因此而部分解釋對熟練勞動的相對需求。20世紀90年代南北貿易中中間品的大量增加便是很好的證據（Hummels,Ishii和Yi,2001），部分外包過程是通過垂直對外直接投資進行的（Hanson,Mataloni和Slaughter,2003）。一般而言，垂直對外直接投資會導致對高收入國家熟練勞動力的需求相對上升。一般情況下，總部的活動較之於分支機構的活動是更加技術密集型的。總部在技術密集型領域向國外分支機構提供專業化的服務，如研發、設計、市場、金融、戰略管理等。這樣，非熟練勞動密集型的活動便配置在勞動力便宜的國家。對該問題的計量分析與研究中間投入品的貿易效應的分析一致。這些研究從產業或公司特定生產函數導出了對相對熟練勞動的需求，並研究以各種方式測量的中間活動是否影響這一需求。大量研究針對的是發達國家進行的，Slaugtter（2000）研究的是美國，Hansson（2001）研究了瑞典，Head和Ries（2002）對日本進行了研究。在成本最小化的框架中，基於僅有兩種要素--熟練和非熟練勞動是可變的，而資本在短期內是不變的假設，這些研究從對數成本函數中推導出了簡單的短期勞動需求。在從對數成本函數中推導勞動需求時，技術升級通過非生產工人的工資份額加以衡量。為測度對外直接投資的作用，可通過國際化的測量來反映。測量模型如下：SHkSt=β0+β1lnwUt+β2lnwSt+β3lnKktYkt+β4lnYkt+β5MNEkt其中，SHkSt是母國i中k公司（或產業h，如果是在產業水平進行的分析）中熟練勞動在工資總額中所占的份額；wSt和wUt分別是母國在t時刻的熟練和非熟練工資；Kkt是資本；Ykt是產出。MNEkt由於衡量跨國活動對k公司在t時的重要性，其通常用海外就業（價值增加或銷售）占國內就業（價值增加或銷售）的比例來代替。β5是重要的係數，在其他條件不變時，如果顯著且是正值，說明對外直接投資引起技術升級；反之，如是負值，表明技術下降。Head和Ries（2002）的研究結論表明，對外直接投資是否引起技術升級，關鍵是看采用產業還是公司水平的數據進行的研究。用前者進行的研究並未發現存在顯著影響；反之，用後者進行的同樣研究卻發現對外直接投資與母國技術升級間存在正的且顯著的關係。Slaughter（2000）集中研究了美國的跨國公司且使用的是產業水平1977-1994年間的模板數據。他測試生產階段從美國母公司向國外分支機構的轉移是否會引起美國產業間的技術升級，並使用了不同的方法測量跨國公司內的生產轉移，所有的方法都基於美國跨國公司國外分支機構的活動與美國國內公司活動間的產業特定比率。他發現，國外分支機構的活動在影響國內熟練勞動力的需求方麵並不存在統計上的顯著關係。
Head和Ries（2002）研究的是日本海外生產對日本國內技術升級的效應。由於他們同時使用了1971-1989年間產業水平和公司水平的數據，所以他們的研究能直接表明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技術升級的影響。其研究結構表明，當在產業水平加總公司數據，且執行與Slaugtter（2000）相似的回歸分析，他們的結論表明國外生產對母國的技術升級並未產生影響（即MNEkt是非顯著的）。而當轉向公司水平的數據進行研究時，實證結論顯著改變，國外生產對國內技術升級具有正的且顯著的效應。這些效應同樣依賴於東道國的技術豐裕度。當在回歸中包含東道國的收入變量時，赫德和瑞斯證明海外生產對母國技術升級的正效應會更大。Hansson（2001）對瑞典跨國公司的計量研究也得出了與Head和Ries（2002）相似的結論。漢森使用公司水平的數據並將對外直接投資按目的地國家（OECD或非OECD國）加以分類。他發現在90年代，瑞典跨國公司向非OECD地區進行的投資有助於瑞典跨國公司母國的技術升級，尤其是1993年後向東歐國家的投資具有較大的正效應。在提及的對瑞典跨國公司的其他研究中，產業水平的數據並未發現對外直接投資對瑞典的技術升級有統計上的顯著性。Lipsey（2002）在一篇評論性文章中就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與東道國的影響進行了係統的分析，就對外直接投資與母國的勞動構成及技術狀況的關係而言，他在引用了眾多的文獻進行論證後，認為：以對外直接投資數量最多、爭議也最大的美國為例，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導致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的生產留在了美國國內，而將勞動密集型尤其是非熟練勞動密集型的生產配置到了發展中國家的分支結構，而這樣配置的結構使美國的技術密集型產業得到了進一步發展。總之，這些研究支持這樣一種觀點，即對外直接投資，尤其是向廉價勞動力國家進行的垂直對外直接投資，其對跨國公司母國的技術升級具有正效應，這也是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大量轉移“夕陽”產業的根本原因。第二條渠道的提出者堅持認為，對外直接投資引起的技術來源及其擴散與母國技術升級之間存在某種肯定的聯係。傳統觀念認為，一國獲得國外先進技術的主要途徑為以許可證的形式購入技術，對進口產品所包含的新技術進行分析研究並掌握這種技術和引進外國直接投資。Buckley和Casson（1976）認為，由於技術的特殊產品性質使得以許可證的形式購入技術在實際運用中往往存在一定的障礙，而通過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的方式同樣難以獲得先進技術，因為為了在競爭中處於優勢地位，跨國公司不可能將所擁有的最先進的技術轉移出去，加上技術知識外溢的空間約束性，使得技術劣國有動力以直接投資的形式獲得技術先進投資國的反向技術外溢，從而達到獲得新技術，實現技術升級的目的。Teece（1992)研究了矽穀外國直接投資大量湧入的現象，他認為外國企業可以通過接觸當地的信息渠道從而獲得當地特殊知識，這種反向的知識外溢勢必對投資國的技術升級產生積極的效應。
在已有的一些研究中，跨國公司進行海外投資的目的被假設為開發一些先進的技術，作為競爭手段以彌補建立海外分支機構付出的更高成本。然而，相反的模式也可能發生作用。隨著技術性知識在地理位置上的集中（Jaffe,Trajtenberg和Henderson，1993），沒有特殊競爭優勢的跨國公司可能會在技術密集的地區建立分支機構，以直接獲取或通過溢出而獲取新的知識和技術。Fosfuri和Motta（1999），Neven和Siotis（1995）以及Siotis（1999）的理論模型表明落後的公司可能會采用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以獲得所投資區位的特定知識。許多實證和經驗證據支持技術來源是決定對外直接投資的一個重要因素的觀點，大量文獻對此問題的研究集中在對外直接投資以獲取國外技術，進而對母國生產率的影響方麵。Braconier,Ekholm和Knarvik（2001）使用瑞典跨國公司公司水平的模板數據去評估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和引進外資渠道的技術溢出的影響。基於Coe和Helpman（1995）貿易導向型研發溢出的開創性工作，Braconier,Ekholm和Knarvik(2001)的研究結論是：對外直接投資和引進外資的規模越大，以及在夥伴國家研發的資本存量越大，向母國轉移的來自國外的研發溢出也越大。其結果是，越是投資在技術研發豐裕的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越是會得到更多的技術溢出。通過對產業h內的跨國公司k以及其在j國的分支機構的研究，Braconier和Ekholm（2002）導出了對外直接投資權重以計算可能產生溢出的國外研發存量：OFDIkh=∑jLkhJLhjShj其中，LkhjLhj是產業h內的公司k在j國的就業人數比j國h產業的總就業人數；Shj是j國在h產業上的研發投資存量。通過控製其他技術來源，如公司自身的研發投資和產業h的內流研發投資，他們考察了外國研發存量是如何與跨國公司母國的生產率相關的。然而很遺憾，他們並未發現技術來源導致的研發溢出的證據。Pottlelsberghe,Van和Lichtenberg（2001）使用了相似的方法，但他們分析的是13個OECD國在1971-1990年間加總的對外直接投資和引進外資的數據。他們分析，當投資於研發密集的國家時，一國的生產率會因對外直接投資而提高；相反，引進外資對東道國而言，它並非是技術溢出的渠道。Branstetter（2000）集中研究了日本公司的專利活動情況是否受到它們在美國的活動的影響。他發現，日本公司在美國的活動確實增加了日本公司的專利權。這表明，研發溢出除了對母國生產率的綜合影響外，還直接影響母國的技術升級。近年來，有關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技術升級的研究已引起國內學者的關注，在眾多的研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冼國明（1998）、茹玉驄（2004）、李東陽（2002）、江小娟（2000），以及馬亞明和張岩貴（2003）等。
其中，冼國明（1998）從技術積累、競爭策略方麵對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進行了深入論述，並構建了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逆向投資的學習型FDI模型。茹玉驄（2004）認為，“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的技術尋求型直接投資所引起的R&D投入將帶動母公司R&D的進一步投入，兩者是互補和促進關係，而不是此消彼長的替代關係”。這也可以解釋跨國公司在海外增加R&D投入對東道國產生技術外溢效應的同時，投資母國也能從中受益。他還指出，跨國公司通過直接投資與東道國科研機構進行合作並從新技術外溢中受益，可以提高跨國公司研發人員的創新能力。這些人員在公司內的流動能夠產生新的知識外溢，並通過培訓等機製使這種外溢效應進一步擴大。而研發隊伍及其創新能力是一國實現技術升級過程中極其關鍵的因素。他同時指出，技術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的前提條件是投資企業必須擁有知識吸收能力和構建網絡的聯係能力。李東陽（2002）指出，技術尋求型的對外直接投資者，可以通過直接投資的方式，與發達東道國的高技術或風險投資公司合資創辦研究與開發型公司，充分利用當地的技術資源優勢，了解和把握國外新技術發展的最新動態，以此作為開發和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的基地。他還指出，發展對外直接投資也是發達國家獲得國外先進技術的重要途徑。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在向國外進行研究與開發型投資時，主要投向本國擁有技術比較優勢的領域，旨在獲得東道國相關的先進技術，以強化其特定的技術比較優勢。江小娟（2000）認為，我國國內有實力的企業“走出去”，到科技資源密集的地方設立研發機構或高技術企業，開發生產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新技術新產品，是利用國外科技資源的一種有效形式。馬亞明和張岩貴（2003）從技術擴散的角度闡明，技術落後的廠商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可能是為了在地理上靠近先進廠商以分享技術溢散的好處，而不是為了利用已有的優勢。他們引入了技術的單向擴散模型和雙向擴散模型進行分析，表明技術擴散的存在，使得通過對外直接投資來尋求技術成為可能，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公司可以對技術先進的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以利用技術擴散來實現技術升級。另外，跨國並購作為對外直接投資的一種形式，近年來獲得了蓬勃發展，其中，跨國並購的技術需求動因尤為突出。李蕊（2003）通過實證研究，對跨國並購的技術需求動因進行了證明，認為跨國並購的對外直接投資方式可以使跨國公司獲得大量與核心技術相關的技術，使其技術研發的數量和質量都有增長，技術研發能力大幅度提高，同時，也加快了開發、創造新產品新技術的速度。在國際跨國並購浪潮的影響下，中國企業也掀起了一股跨國並購的浪潮，趙偉和古廣東（2005）指出，中國企業跨國並購的所有動機中，獲取互補性技術已占有重要地位，許多民營企業在這方麵成功的跨國並購，產生了良好的示範效應。8.5實證論題之三：FDI與母國貿易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的關係一直是國際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內容。基於對外直接投資對一國對外貿易發展所產生的巨大作用，各國政府對這一問題也予以高度的重視。
西方學者在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關係上，一直存在著兩種相反的觀點，即“貿易替代論”與“貿易補充論”，而其理論爭論可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爭論的理論框架經曆了由新古典理論到新貿易理論的變遷，而實證分析的視角則經曆了從宏觀分析到微觀分析直至因果分析的轉變。新古典理論框架下的分析可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一般認為，Mundell（1957）是第一個對在HOS框架下分析資本流動與貿易之間的互補或替代關係的學者。他首次嚴格地將資本引入古典國際貿易理論，並放鬆了生產要素在國際上不能流動的假設和引入關稅分析。其結論是資本流動將替代商品貿易，即關稅保護將導致資本流動和商品貿易之間的完全替代。隨後，Helmberger和Schmitz（1970）通過比較資本不能流動的均衡與資本完全流動的均衡，證明在特定情形下，當生產要素在國際上流動時，貿易會隨之增加，但他指出，國際商品貿易與資本流動之間究竟是互補還是替代關係其實是一個實證問題而非理論問題。Flatters（1972）證明，僅僅在特定環境和貿易情形下，要素流動可能是對商品貿易的完全替代。他認為芒戴爾的基本原理是含糊的，並針對這一局限擴展了Mundell模型。通過擴展，他證明當兩種要素和產品的貿易是自由的時候，要素和產品的流動是互補而非替代關係。Purvis（1972）試圖在HOS框架下分析對外直接投資和貿易之間的理論關係，他放鬆了國家之間存在相同生產函數的假設，這便暗示Rybczynski線具有不同的斜率。他證明隻要兩國的生產函數不相等，資本流動與商品貿易之間的替代和互補關係都是可能的，其本質依賴於Rybczynski線斜率。在普爾維斯的分析中，資本流動刺激國際貿易，二者之間的互補過程是由於出口一種商品和進口另一種商品所帶來的貿易機會的增加；反之，資本流動替代貿易是因為資本流動減少了貿易量。Kojima（1978）在其模型中仍使用了HOS分析框架，他也拋棄了國家之間具有相同生產函數的假設。然而，與以往觀點相比，小島清從不同的視角考察了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係，即以往的學者都是考慮貨幣資本流動，而小島清原創性地將對外直接投資視為資本流動的特殊形式。在分析中，小島清傾向於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間具有互補性的觀點，但這種互補性並非絕對的。當且僅當對外直接投資所涉及的產業在母國處於比較劣勢而在東道國卻處於比較優勢時，對外直接投資就會刺激國際貿易的發展。反之，當對外直接投資所涉及的產業在母國處於比較優勢而在東道國卻處於比較劣勢時，對外直接投資會惡化母國貿易。為驗證其理論觀點，作者比較了日本和美國模式，並認為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很可能刺激了國際貿易。總之，在新古典理論框架下的有關資本流動與對外貿易之間關係的模型都是在HOS框架，即兩國、兩種商品、兩種要素下作的分析。但這些分析都沒有很好地處理資本流動與出口貿易的變動關係。新貿易理論框架下的分析與這個貿易體係的形成幾乎同時開始。
我們知道，20世紀70年代末期之後，國際貿易理論的革命性發展的顯著特征是建立了一係列規模報酬遞增，不完全競爭的模型。基於這些新方法和新模型，對外直接投資與商品貿易之間替代或互補關係的問題再次引起關注。Smith（1987）是第一位在不完全競爭情形下基於戰略角度去思考對外直接投資的學者。他分析企業國際化必須作出的兩種選擇，即出口或海外生產。基於兩種選擇的各種成本的比較，Smith證明了市場結構（壟斷/雙寡頭壟斷）在決定出口和海外投資之間選擇的重要性。在壟斷情形下，所作的抉擇依賴於海外投資的固定成本和出口的運輸與稅收的直接比較。在古諾雙寡頭競爭情形下，兩寡頭間的產出水平和利潤份額依賴於他們的戰略行為。Smith的分析雖過於簡單，但具有一定的價值。Hymer（1979）通過公司擁有的壟斷競爭優勢來解釋對外直接投資行為，他認為這些壟斷優勢可能來源於市場的不完全性、生產差異、要素價格、規模經濟、經濟政策（自由貿易壁壘和財政措施）。事實上，當這些優勢獲益高於海外建廠的成本時，公司傾向於國際化生產而非出口。Vernon（1966，1979）在其產品生命周期理論中認為生產活動的連貫分布依賴於產品生命周期所處的階段。新產品首先在國內生產和銷售。在第二階段即成長階段，產品陸續出口到鄰近的然後更遠些的國外市場。當進入成熟階段，跨國公司直接在外國投資建廠生產。跨國公司的決定源於這些海外國家具有優勢的勞動力成本，更大的當地市場需求及減少的運輸和生產成本。交易成本理論學派中，主要有Williamson（1979）和Coase（1994）對解釋進入外國市場的不同形式的選擇感興趣。在他們的分析中，強調了交易成本在決定國際化戰略中的重要性。他們認為，進入市場的交易成本越高，直接在外國市場投資並生產當地化便越明智。Dunning（1995）在其“折衷OIL範式”中通過三種類型的優勢，即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來解釋國際化戰略，並認為隻有所有權優勢，適合出口貿易；隻有在上述三種優勢均具備的條件下，對外直接投資才是最佳選擇。Markusen（1983）證明Mundell模型中資本流動和商品貿易的替代關係隻是一個特例，它僅在貿易是基於國家之間相對要素稟賦差異的基礎上時才有效。他經過研究得出結論：基於不同國家貿易的要素稟賦差異所引至的要素流動促進貿易。Helpman（1984）以及Helpman和Krugman（1985）通過查考水平差異產品的不完全競爭模型，證明當對要素稟賦求微分，差別產品的產業內貿易及這些要素投入的公司內貿易將會出現。Brainard（1993）發展了具有兩國和兩個產業的模型。處於差別產品產業的公司在出口和作為替代模式的對外直接投資之間選擇以進入外國市場。就差別產業而言，由於公司內部的研發活動，生產是一個多階段的內部報酬遞增過程。布瑞拉德證明通過對外投資和貿易向海外擴展的決定依賴於鄰近優勢和有關規模大少，即生產集中於同一地區的優勢之間的獲利機會。
Markusen（1995）也得出相似的結論。他尤其強了調規模經濟、要素稟賦差異、運輸成本、公司特定優勢之間的相互作用在決定投資和國際貿易之間關係時的重要性。沿著Hanson等（2001）的研究思路，Ekholm等（2003）建立了一個出口導向型對外直接投資的三個地區之分析框架，即兩個同等的大的高成本經濟體與一個小的低成本經濟體，其結論為：兩個大的高成本經濟體傾向於向與對方鄰近（尤其是同一自由貿易區）的小的低成本經濟體對外直接投資，並進而低成本出口到對方市場。該結論並不否定對外直接投資替代貿易，反而認為出口導向型對外直接投資會促進貿易。新古典國際貿易理論並沒有說明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係，同樣，新貿易理論也未能做到，所有研究的結論仍搖擺於替代與互補之間。但是，這些研究普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即理論結論廣泛依賴於所考慮的分析框架和假設。所以，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之間的關係不是理論而是實證問題。上述研究之所以結論各異，主要是實證研究所使用的模式不同造成的。就已有的實證研究所使用的模型來看，主要分為三類：其一是檢驗FDI和貿易相對比例變化的模型；其二是出口或出口估計模型；其三是專門檢驗FDI-貿易關係的模型。主要模型歸納
（VAR、脈衝響應函數）
近年來，關於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關係的實證研究大量湧現，這些研究可劃分為三類：微觀分析、宏觀分析和因果分析。微觀層次的分析是指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其出口貿易的影響。早期的研究幾乎都是從這一角度入手的，所有這些研究或使用單個或使用加總的跨國公司數據。Lipsey和Weiss（1981，1984）是該領域的先驅。他們首先使用加總數據，接著使用單個公司數據，研究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對其出口貿易的影響。首先，他們研究了美國1970年出口到44個國家的跨部門數據以及其他13個主要的出口國數據。其結論支持貿易與對外投資之間的互補性觀點。投資海外的美國製造業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對出口是正相關的，隻是在發達國家程度低一些具體而言，當分支機構在發達國家時，美國海外分支機構在當地市場1美元的淨銷售會增加美國對該國1.5~78美分的出口，而當分支機構在發展中國家時，該數值為3~79美分。。進一步說，投資海外的製造業與競爭國出口是負相關的，美國投資海外具有貿易轉移效應具體表現為，當美國製造業分支機構布置在發展中國家時，其海外市場以1美元的淨銷售會排擠競爭國0.12~1.66美元的出口，而當美國製造業分支機構布置在發達國家時，該數字為0.23~3.8美元。。為深入研究，Lipsey和Weiss（1984）進而使用產業、投資目的地和出口目的地的分解數據且區分了最終產品和中間產品，最後得出的結論仍支持互補性假說。他們認為，均衡時，美國公司的海外生產沒有替代母國的出口。進而，美國在一國生產規模越大，美國對該國的出口就越多。然而，在貿易與海外投資之間的互補性方麵，中間產品比最終產品更顯著。沿著Brainard（1997c）開創的基於相對成本的比較靜態研究思路，Helpman等（2003）建立了一個多國、多部門的一般均衡模型用以解釋有差異的公司服務海外市場的決定：出口還是對外直接投資。其結論是在均衡狀態下，生產較多的公司會開拓國際市場他們將公司按生產大小和經營範圍分為三類，即最小的公司破產，稍微大點的公司僅在國內活動，隻有大公司才會跨國經營。其中，規模小點的通過出口貿易維持海外市場，而最大規模的公司隻有對外直接投資才是維持海外市場的最好的方法。，且生產更多的公司才會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服務海外市場。他們尤其強調公司差異性（生產規模大小）在出口和對外直接投資方麵的決定性。宏觀層次的分析主要是從國家的角度進行的。為研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之間的實證關係，美國學者Horst（1974）選取美跨國公司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的有關資料進行動態研究，結果發現隻要跨國公司國外分支機構的銷售額（占國內出口的百分比）還低，隨著銷售額的提高，美國的出口額（占國內出口的百分比）會增加；在達到某一臨界點之後，隨著國外分支機構銷售額的繼續增加，出口額就會下降。也就是說，在較長的時期內，母國出口與跨國公司國外分支機構銷售額之間的互補效應會超過替代效應，這些互補性可能是正在使用的相關商品導致的，也可能是有關的促銷努力（如銷售網點、廣告、市場研究等）的結果。
Lipsey和Weiss（1976）在隨後進行的一係列的相關研究中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他們檢驗了美國和另外13個主要出口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之間的相互關係。回歸分析的結果表明，美國製造業跨國公司國外分支機構的經營活動與美國出口額的變化方向是一致的。同樣，另外13個國家製造業跨國公司國外分支機構的數目與出口額也呈同方向變化。Pain和Wakelin（1998）用時間序列數據研究當地生產與出口之間的關係，並選取了包括11個OECD國1971-1992年的半年數據，共有473個觀察值，其結論各異：一方麵，對外直接投資減少了3個國家，即法國、德國、瑞典的出口額；另一方麵，它又增加了日本、英國、美國的貿易額。關於這一問題的最新成果來自於Svensson（1996）對瑞典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所作的研究。其研究結果表明瑞典跨國公司在東道國分支機構的出口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會替代來自於母國的相應出口。但Svensson同時也承認，這種情況僅僅是一種特例，這與瑞典跨國公司特殊的對外直接投資結構、特定東道國有關。對其他國家而言，這種替代效應可能是很小的。Eaton和Tamura（1996）利用1985-1990年日本和美國與不同的100個夥伴之間的雙向對外直接投資和貿易流量進行分析。他們在分析中融合了諸如人口、財政收入、資本密集度、入學率及經濟聯盟等變量。其實證研究的主要結論是：對外直接投資總體上看會增加貿易，即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具有正相關關係。Fontagne和Pajot（1997）沿著Eaton和Tamura的研究思路，選取法國、意大利、日本、美國、瑞典及歐盟（12國）1984-1994年的數據作為研究對象。他們分別研究了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與存量對母國出口貿易的影響，其結論卻迥然不同：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與母國出口是正相關關係，而當考慮對外直接投資存量時，所有國家的互補性假設不再有效。Lipsey等（1999）研究的主要是有關日本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他們對日本跨國公司在1986、1989和1992年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和相關年份日本出口貿易規模進行了相關性分析。研究結果發現，日本的出口貿易額隨著其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大而增長，二者之間有較強的相關性。在另一項研究中，Lipsey等人比較了美國、日本和瑞典三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就業的關係，進一步支持了上述結論。這些實證研究的結果表明，在跨國公司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兩種方式選擇之間存在著較強的互補性。從總體來講，對外直接投資與母國對外貿易之間的互補性要大於替代性。另外，不少學者針對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的關係展開了因果分析，該分析主要運用的是格蘭傑的時間序列模型。自從格蘭傑提出經濟序列數據之間的因果關係以來，許多經濟學家用該理論在不同的領域做了大量的實證研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係也不例外。Pfaffermayr（1994）用時間序列法，分析了澳大利亞1969-1991年間的對外投資與出口之間的格蘭傑因果聯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