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麗的魔術表演
經過一段時間的籌備與演練，在總結吸收了魏國李悝和楚國吳起改革失敗的教訓後，衛鞅深知改革畢竟是前無古人的大業，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慎重，需要摸著石頭過河。
衛鞅在和秦孝公再三商量後，決定改革計劃分兩步走。中國古代第一個完整改革的規劃綱要大致勾勒如下：
（1）編製戶口，加強刑罰。實行殘酷的連坐政策，編織全民監督網，加強中央集權的控製，做到有令必行，確保中央政策的貫徹執行。居民以五家為“伍”，十家為“什”，將“什”、“伍”作為基層行政單位，按照編製登記並編入戶籍，責令互相監督。一家有罪，九家必須連舉告發，若不告發，則十家同罪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發“奸人”的與斬敵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商鞅同時規定，旅店不能收留沒有官府憑證者住宿，否則店主也要連坐。
（2）鼓勵發展農業，獎勵生產，抑製商人活動，打擊遊士。
（3）獎勵軍功，打破官場終身世襲製，一切重新歸零。貴族爵位競爭上崗。該規定沉重打擊了舊貴族，因而招致了他們的怨恨。
《史記》記載：“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曆史上任何一次變法，不僅是一種治國方略的重新選擇，而且是一種利益關係的重新調整，這也是改革受阻的真正原因。
（4）強行小家庭分家製度，力促增產。規定凡一戶有兩個兒子，到成人年齡必須分家，獨立謀生，否則要出雙倍賦稅。禁止父子兄弟（成年者）同室居住。
衛鞅把變法的法令已草具好，但遲遲沒有公布。秦孝公和他自己都擔心，百姓不會相信一個無權無勢的外來戶。
能否做到有令必行關係到這一次改革的成功與否，將直接影響到秦王的威權基礎與衛鞅的政治生命。
頒布新的法令，需要及時向公眾做最廣泛的動員與宣傳，這樣法令才能夠得到不折不扣的執行，否則便是一張廢文。
秦王和衛鞅一商量，再次想到了借助輿論的力量，經過一番策劃，一個廣告創意在二人腦海中產生了。
過了幾天，衛鞅叫人在國都集市的南門外豎起一根三尺高的木頭，上麵告示：有誰能把這根木頭搬到集市北門，就給他十金。
百姓們感到奇怪，也沒有人敢來搬動。衛鞅於是又出示布告說：有能搬動的給他五十金。
這個時候，有個人壯著膽子把木頭搬到了集市北門，商鞅立刻命令給他五十金。
一千多年後，這個故事深深刺痛著另外一位深懷改革大誌的政治家王安石，在被反對派圍攻時，他慨然寫了這首《商鞅》，以明心誌：
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可王安石沒有商鞅那麼幸運，他後來頒布的一些法令，隻是成為字麵上的空中樓閣，根本無法在基層得到執行，在反對派的壓力下，他不得不黯然下野，閑居南京。他隻能歎道：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曆史如一塊被風塵淹沒的貝殼，恍隔千年過後，仍然生動如初。
1912年，一位十九歲的少年在湖南省立一中上學時，讀到這段曆史時，奮筆寫下了一篇奇文《商鞅徙木立信論》。他談到了法令與治理國家的關係時寫下了這樣一段論述：
我讀史書讀到商鞅搬移木杆樹立誠信一事，不禁慨歎起我國國民愚昧，執政者煞費苦心，幾千年來民眾不覺悟，國家接近走向滅亡的悲慘命運來。認為我說的不可信，請允許我詳盡地說出我的道理。
法令，是謀求幸福的工具。法令如果好，它讓我們民眾獲得的幸福就一定多，我們民眾正擔心不公布這些法令，或者公布後擔心這些法令不產生效力，一定竭盡全力來保障它，維持它，務必使它達到完善的目的為止。政府和國民互相維係，哪有不信任法令的道理呢？法令如果不好，那不但沒有幸福可言，而且還有足夠讓人恐懼的危害，我們國民又一定會竭盡全力來阻止這些法令。即使想要我們信任法令，又哪有相信它的道理呢？就如商鞅與秦國民眾之間具有同樣的利害關係，卻恰恰運用跟政府與國民互相信用相反的方法去做，這又是為什麼呢？
商鞅的法令是好法令。如果試著翻閱一下我國四千多年的記載，尋求那些利國福民的偉大的政治家，商鞅不是位居第一嗎？商鞅處在秦孝公時代，中原局勢極不安定，戰事正盛，全國民力疲憊，達到了不能夠言說和描述的程度。在這種情勢下，卻想戰勝各諸侯國，統一中原，不很難嗎？在這種情勢下，變法的命令出 台了，這些法令懲罰壞人來保護人民的權利，鼓勵種田織布來增加國民的財力，崇尚戰功來樹立國威，把貧困、懶惰者收為奴隸來杜絕人力、物力資源的損耗。這確實是我國從來沒有過的重大政策，國民害怕什麼而不相信呢，一定要通過搬移木杆來樹立誠信？我從這裏知道了執政者都費了苦心，我從這裏知道了我國國民愚昧，我從這裏知道了幾千年來民眾智慧缺乏、國家差點兒走向滅亡的悲慘境地是有原因的。
雖然這樣，但一件不尋常的事情開始出現時，百姓對此會感到驚懼。國民是這些國民，法令是那些法令，我為什麼對此感到奇怪呢？我隻擔心這搬移木杆樹立誠信一事，如果讓東西方各國文明程度高的那些國民聽了，一定會捧著肚子大笑，或者高聲譏誚。唉呀！我不想說了。
這個風華正茂的少年便是毛 澤 東。這段曆史典故也深刻地影響了他，新中國在他一手締造後沒多久，他親自發動的“尊法批儒”運動中，把商鞅抬到驚人的高度。
他甚至說，“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今天，紀念商鞅，仍然有著強烈的現實意義”。
不得不說的是，鄧小平在這一期間，多次被打倒。中國遭受了一次空前的十年浩劫。
“徙木立信”是政府與民眾的一個典範合約文本。衛鞅這個名字連著“徙木立信”的故事，在官方的宣傳機器和民間的小道傳播下，立刻吹皺了這個偏隅西陲的蠻荒的三秦大地。
也就在衛鞅實施變法一周年的時候，真正考驗他的政治智慧的一場風暴來了。
由於變法的內容涉及許多層麵，波及社會各個階層。上千人在反對派的暗中串聯和煽動下，聚集到都城櫟陽進行示威遊行，要求秦孝公罷免衛鞅官位，廢除新法，恢複舊法。
一場關係到新法成敗的拉鋸戰提前打響。
這時，一心想要強國富民的秦孝公給了衛鞅最強有力的支持。
就在這緊要關頭，突然有人舉報隻有幾歲的太子突然攻擊新政犯法了。這給了衛鞅一個絕處逢生破解政治困局的好機會。
秦孝公於是再次召集所有大臣開會研究此事。
衛鞅說：如果法令得不到執行，那麼肯定是上層領導沒有貫徹落實。所以太子罪責難逃，一定要嚴肅處理。但是太子是儲君，不好執行。教導太子的兩位老師負有管理責任。
最後，太子的老師公子虔被削去了鼻子。這個“內明大義，威猛沉鬱”的大將軍遂開始了漫長的閉門自囚，避開國政的隱退期。
反對派的勢力於是不攻自破，示威的人群漸漸散去。此後，衛鞅又頒布新令，再有不執行新政者，要麼流放邊陲，要麼格殺勿論。最後，那些喜歡批評國事的七百餘人的生命在渭水河邊嗚咽怒吼中隕滅。
“太子犯法”這一事件不僅使商鞅本人後來的命運產生了驚天逆轉，也成為後來儒家一直攻擊的商鞅代表法家實施專製的曆史汙點。即便在當下現代中國許多知識分子看來，這一鐵案仍然是板上釘釘不可饒恕的事情。
在回答“太子犯法”怎麼處理這一千年棘手難題時，我們有必要先看下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和孔子對這一難題給出的司法解釋。
《孟子》裏記載了孟子和他的學生桃應這樣的一段對話。
桃應：舜做天子，皋陶做大法官的時候，如果有一天舜的父親瞽叟殺了人，舜該怎麼辦呢？
孟子：那就隻好讓皋陶按照法律把瞽叟抓起來。
桃應：難道舜不去阻止皋陶嗎？
孟子：舜不可以去阻止皋陶，因為皋陶已經獲得獨立的法律授權。
桃應：舜固然不能幹預司法的獨立，但是舜可以做其他的事情嗎？
孟子：舜應該放棄領導天下的職務，帶著父親逃到一個法律可以管不到的地方，從此可以逍遙快活。
這是被稱為亞聖的孟夫子給出的“太子犯法”的虛擬案例判決。
儒學機關刊物《論語》子路篇裏則記載了這樣一則有趣的故事。楚國有一個叫直躬的人，一天他的父親因為偷了別人家羊而被拘押了。在開庭的時候，老先生拒不承認他幹了這事。正當他和法庭相持不下的時候，老先生的兒子直躬卻出來作證說的確是他父親偷了羊。結果是先生被判有罪，入監服刑。
主政楚國卓有政績的大臣葉公聽到這個消息後，有一天和孔子談起了這個案子。葉公說，直躬能夠不徇私情，這正是正義之舉啊。
孔子聽了這話直搖頭說：直躬這樣做完全是錯誤的，在偷羊這個事情上父子應該互相隱瞞，才是代表真正正義的啊。
這是儒家兩位代表人物給出的截然不同的人倫案例判決。法治不存的溫床一旦失控，將會成為多數人的噩夢。
回到“太子犯法”這個案件本身看，從法律的程序正義上看，處理太子當然是正確的選擇，隻是那時太子年幼，那麼他的老師則擔負起監護人的角色，從法定授權來推理，他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
姑且拋開衛鞅的目的，單就法律的程序正義來說，衛鞅處理“太子犯法”這一案件，從程序正義到法理定義來說，都無可厚非。
但曆史和當下交織起來的荒謬恰恰在於，衛鞅的法理程序正義，因為以儒家為代表的知識精英群體給出完全不同的“仁治”答案，帶給他的是一生難以洗刷的汙名罪證。
而正是在這個時代，偉大的思想家柏拉圖帶著他的老師蘇格拉底生前寧願為法而死的宏願，已經在歐洲各個城邦播種現代法治文明之花了。
正因為如此，當西方已經結出累累的民主碩果時，而在中國傳統儒家思想浸染下的現代知識分子，由於自身選擇的雙重標準，當麵對“太子犯法”這一案件時，仍然深陷在自己個人的情緒之中，在現代化法治的門口徘徊觀望。
法治是民主自由的土壤，這大概也是中國磕磕碰碰的千年民主化進程中一份沉重的曆史遺產吧。
“但這樣就無法同殷、周的德治相比擬了”，當衛鞅以無比遺憾的口氣向自己的昨天告別之後，強權一直是衛鞅延續政治生命獲取權力的不二法則。最後，他用生命為此埋單。
二十年後，孝公去世，太子上台。公子虔也借助政治的手腕，親自主導了對他的徹底清算。也正是公子虔，在秦孝公死後複出，執掌國家權柄。
“他冷酷沉靜而洞察大局”，曆史給了公子虔這樣的評價。他誅殺了商鞅，卻保存了一大批商鞅的追隨者，保存了法家在秦國的火種，繼續推行商鞅頒布的一係列新政，使法家這株奇異的花，得以在這個龐大的帝國繼續生長，最後開遍天下。
經過殘酷的鎮壓，衛鞅用權謀和鐵血手段捍衛了新法。秦國由半落後的邊夷國，經過他驟風暴雨大 躍 進式的衝洗，煥然一新，驟然進到了大時代的前列。
一個帝國的身影開始從三秦地平線上冉冉升起，日漸清晰。
秦孝公為了檢驗改革的成果，在新政推行的第三個年頭，他和衛鞅商定，自己親征，出兵魏國的前哨站少梁，也就是今天司馬遷的老家陝西韓城一帶。
結果如秦王所願，斬首七千人，占領了少梁。改革成效已經通過軍事手段得到驗證。
班師回到都城後，首嚐勝利喜悅的二十九歲的孝公這時候明白，秦國要想號令天下，成為諸侯中的超級大國，必須繼續加大改革力度，才能夠富國強兵。衛鞅如果繼續把改革推進下去，肯定將會遭受到更大的阻力，而權力是保證改革最穩固的基石。
一直夢寐以求的秦國的最高官職，文武一肩挑的大良造，最後不出意外地成為衛鞅的囊中之物，他也一躍成為秦國的二把手，這個帝國真正的CEO。
改革按照孝公和衛鞅的既定計劃在推進，軍事檢驗也在步步進行。
公元前352年，衛鞅帶軍占領兵家必爭之地的魏國咽喉固陽。這個時候的魏惠王才想起公叔痤的忠告。
魏王仰天長歎道：我真是後悔當初沒有殺了衛鞅這個人啊。
然而，魏王再多的悔恨也無濟於事。他現在不得不麵對這樣一個既成的事實，魏國徹底的失去了軍事控製權，河西走廊盡在秦軍鐵騎之下。隻是他不知道，一個更致命的報複，在十後還在等待著他。
軍事上取得絕對優勢後，在衛鞅的建議下，秦王把目光投向了一個叫鹹陽的遙遠的蠻荒小村子。
經過三年的緊張建設後，這裏成為秦國的新都城。伴隨而來的是衛鞅一個更大的政治野心：東渡黃河，把戰場開辟到黃河以東去，一統天下。
衛鞅這一極具前瞻性的遷都構想，就連一千多年後明末清初的著名軍事地理學家顧祖禹在他用一生心血編寫的《讀史方輿紀要》中也不禁歎道：據天下之上遊，製天下之命者也。
在這裏，秦孝公和衛鞅一道見證了改革稱霸的大業。公元前221年，秦王的後裔，一個叫嬴政的年輕人，在另一個衛國後裔呂不韋的幫助下，接過了戰鬥的旗幟，完成了先輩們一統天下建立帝國的宏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