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達爾文也是將性的審美價值作為一種研究對象來認識的，達爾文從進化論的角度認為，對美的感知是與生俱來的能力，正是為了吸引異性的需要，性美感的展示在曠日已久的歲月裏得到了充分的發展。達爾文在《人類的由來及性選擇》一書中寫道：“每當生殖季節，雄紅鯉魚便展開紅鰭，張開紅鱗，美光閃耀，騰挪翻轉於雌魚之前。雄金鶯鳥則散開墨綠色的肩羽，展開羽翼上的白斑，亮出羽沿上的金毛，環繞雌鳥左右旋轉，上下翻飛，金光燦爛，絢麗奪目。”（達爾文：《人類的由來及性選擇》，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11頁）在這裏，達爾文將人對美感的理解和動物對美感的理解相提並論，認為不但在人類群體中有“女為悅己者容”的普遍現象，而且在動物界這種現象同樣表現得激動人心，隻不過呈現著“‘男’為悅己者容”的相反景象。
顯然，弗洛伊德的研究遠比達爾文異性相吸的性動力說要深刻得多。在弗洛伊德看來，推動人心理活動的內在的性動力是人與生俱來的固有能力。弗洛伊德的這種判斷打破了神學的天賦性力論，同時也否定了達爾文的機械性力觀。然而，文明社會中人的高貴與神聖卻是建立在對性貶斥的基礎之上的，並動輒以此判別人性與獸性。於是，在這樣的意識狀態下，如果人不想讓自己沉淪為獸類，他就必須將自慚形穢的性欲貶斥為人性之惡。而實際上“性愛常常達到這樣強烈和持久的程度，如果不能結合和彼此分離，對雙方來說即使不是一個巨大的不幸，也是一個大不幸；僅僅為了能彼此結合，雙方甘冒很大的危險，直至拿生命作孤注。”（恩格斯《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以此可見，性對於人生情感的巨大作用力，幸好弗洛伊德揭示了那不被主流社會認可的原始性奧秘。弗洛伊德比先前任何一位心理學家都更深刻、更強勁、更敏銳地觸及了人類精神生命的深層秘密。弗洛伊德向人們揭示了人類最不敢承認的內心真實：在人的內心世界中，沒有任何一種力量像性的力量那麼強大、那麼的讓人不可抗拒。性欲是人發自本能的原始欲求，實現性欲是人生命意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對它過度地壓抑隻能使其變態，可能激變為更加難以克製的性狂想，並使人在“人性”與“動物性”兩種內心力量的較量中，造成心靈的變異。現實中常常因為性欲不能實現而扭曲了人的心靈、傷害著人的精神與機體。人在理性與情感的矛盾對立中自我搏鬥，人的心靈在尋求快樂與恪守現實觀念之間備受折磨。在這樣長期情感與理智的衝突中，人類的人格被多層次的分裂。
通過以上分析，足見弗洛伊德以性本源作為建構自己心理學體係的理論根基，達到了西方近代史探索研究的極致。弗洛伊德以此為出發點，利用人的無意識、夢境、幻覺、本能、精神病態、自由聯想等心靈底層的精神力量，為研究人的情感心理而服務。正是因為對這種人的原始生命激情的揭示，西方現代主義藝術才會在對人內心世界的探索中達到空前的深度，西方現代哲學才找到了和主流社會對抗的心理學依據。弗洛伊德的重大突破，使人們將他和馬克思、愛因斯坦並列，被並稱為影響了現代人類思想進程與精神生命的三個猶太人。美國心理學家霍巴特·莫勒也指出：“每一個在1950年以前成年的人都知道弗洛伊德的理論和實踐的影響是多麼大，它不僅支配了心理治療這一特定領域，而且還支配了教育、法理學、宗教、幼兒教育、藝術、文學和社會哲學。”（弗蘭克·戈布爾：《第三思潮：馬斯洛心理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頁）弗洛伊德對人原始生命激情的揭示是前無古人的，沒有人能夠懷疑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的研究，對人的內在性的探索達到的前所未有的深度。但從弗洛伊德學說誕生以來，對它的科學性的質疑卻從來沒有斷絕過。美國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曾經說：“如果一個人隻潛心研究精神錯亂者、神經症患者、心理變態者、罪犯、越軌者和精神脆弱的人，那麼他對人類的信心勢必越來越小，他會變得越來越‘現實’，尺度越放越低，對人的指望也越來越小……因此對畸形的、發育不全的、不成熟的和不健康的人進行研究，就隻能產生畸形的心理學和哲學。”（弗蘭克·戈布爾：《第三思潮：馬斯洛心理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頁）馬斯洛的評價意味著，一種常態的學術研究絕對不能建立在一些反常規的現象和一種不具代表性的群體之上，而應為自己的理論最大限度地尋找一個具有普遍適應性的研究基礎。這中間包括心理學，當然也包括美學。馬斯洛這種見解的學術意義，有待於後人的研究來驗證。
西方曾有另一種相對於弗洛伊德性動力的性情感表現方式，即柏拉圖式的精神性愛模式。這種方式是西方古典時期的一種不涉及性欲的哲人式的戀情方式，是一種被人的理性高度純化的情感交流。而今，這樣的性愛方式顯然會成為現代人抨擊與嘲諷的對象。就連在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時期，無論是狄德羅宣稱“我喜歡美麗的肉”，還是盧梭疾呼“崇尚自我，讚美情感”，他們都大膽地將情感剝離成形而上的理性天國，完成了由理性統攝情感到情感解構理性的時代轉型。具體到藝術領域，藝術創造也由以理性麵對世界轉換為以情感溝通對象世界。但是，無論由盧梭作為先導的西方浪漫主義潮流，還是在19世紀的浪漫主義時期，人的情感從來沒有被“裸化”為情欲。浪漫主義者理解的情感是至聖至純的，他們隻不過想以情感的烏托邦來代替理性的烏托邦。這種狀況正如捷克小說家米蘭·昆德拉所言，西方“19世紀的小說家往往寫到結婚便戛然而止，這是因為他們不願讓好端端的愛情故事陷入乏味無趣的婚後生活。”（米蘭·昆德拉：《不朽》，作家出版社，1991年版，第192頁）這一時代的文學藝術家普遍認同這樣一種情感規則，即所謂的愛情都產生於不涉及性交的場合，愛情與性欲是不能相融的。這種浪漫主義者對情感純粹性的界定構成了移情理論的時代背景。但是，在19世紀後期，隨著社會對藝術的冷漠和時代性的道德崩潰，為性欲望的崛起提供了深厚的社會土壤。這樣的時代背景，是20世紀以弗洛伊德為代表的泛性主義理論崛起的社會思想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