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60年代，西方流行著形形色色自稱為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流派，它們在西方思想界和青年學生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法蘭克福學派。美國著名哲學家和社會思想家赫伯特·馬爾庫塞便是該學派的代表人物。1968年發生了震撼資本主義世界，由法國學生與工人發動的“五月風暴”為中心的“新左派”運動。馬爾庫塞的思想理論強烈地影響了這一運動。他的《愛欲與文明》（1955年）、《單麵人》（1964年）、《論解放》（1968年）等著作，被稱為青年造反運動的教科書。而他本人則被奉為“青年造反之父”、“發達工業社會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愛欲與文明》一書是標誌馬爾庫塞思想發展的一個重大裏程碑，該書出版時的副標題是“對弗洛伊德理論的哲學探討”。在書中，馬爾庫塞企圖用弗洛伊德主義來“補充”馬克思主義，用心理分析、愛欲的解放來代替曆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方法。馬爾庫塞認為，西方文明今天已發展到極點，“但進步的加速似乎與不自由的加劇聯係在一起。在整個工業文明世界，人對人的統治，無論是在規模上還是在效率上，都日益加強。這種傾向不僅僅是進步道路上偶然的暫時的倒退。集中營、大屠殺、世界大戰和原子彈是現代科學技術和統治成就的自然結果。況且，人對人的最有效征服和摧殘恰恰發生在文明之巔，恰恰發生在人類的物質和精神成就仿佛可以使人建立一個真正自由的世界的時刻。”馬爾庫塞對西方世界的批判重點，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對人性的壓抑和摧殘。在他看來，高度文明的昂貴代價是人的不自由和對生命本能性欲的壓抑。所以，反抗現代西方文明首先必須消除對人的本性的壓抑，必須解放性欲。
馬爾庫塞在《愛欲與文明》中，煞費心機地把弗洛伊德的性動力論與馬克思的人類的解放論結合在一起，把弗洛伊德關於在現代文明中性欲受壓抑的觀點與馬克思關於勞動被異化的觀點“結合”起來，把弗洛伊德對性欲受壓抑的社會根源的分析，與馬克思對人類苦難社會根源的分析“結合”起來，試圖為治療今日發達工業社會的弊端提供救治的良方。然而，他的基本觀點卻是與馬克思主義背道而馳的。馬爾庫塞認為革命的終極目標就是把性欲、生活本能解放出來，實現“人道主義社會”。因而他在《愛欲與文明》中宣稱“今天為生活而鬥爭、為愛情而鬥爭，就是一場政治鬥爭。”於是，1968年歐洲的“五月風暴”實質上就演化成了一場完全裸化的性革命。如果說在弗洛伊德時代，精神分析說的影響主要是對傳統價值的理論顛覆，並不涉及現實審美實踐的內容，那麼到了60年代，這種被西方理性文明長期壓抑的性欲反抗則反彈到令人咂舌的程度。
至此不難看出，浪漫主義的唯情主義和20世紀的泛性主義，是有明顯區別的。前者是以人的情感為主題的，而後者卻是明確的裸性主體。但盡管如此，從總體來看，它們內在的一致性還是大於兩者之間的差別。首先，它們都是以一種和理性主義對抗的力量來展示自己的存在價值，以對傳統價值體係的顛覆作為它們的共同使命。其次，情感與性欲雖然對人的內在性窮極的深度不同，但和理性要求人自我克製相比，放縱和宣泄構成了它們的共同特征。當然，關於這種情感與性欲之間的內在聯係，馬斯洛認為這是一種“生殖器型的情感”。以此為基礎的愛情“常常被定為性交的能力，界定為達到性高潮的能力，界定為通過男女生殖器結合達到這種性高潮的能力。”（馬斯洛：《自我實現的人》，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94頁）這就意味著，馬斯洛在這裏沒有回避理想主義者所不願承認的現實，即性欲雖然對情感的純潔性構成了致命的威脅，但它卻是兩性情感的起因與深化的根本條件，性的滿足是兩性情感必然達成的現實結果。相反，雖然西方十九世紀的藝術家用“不涉及性交場合”來保證情感表現的純度，但這種有意的避諱是違背人的天性的，同時也是那一時期的情感表現缺乏深度和震撼力的原因所在。總之，弗洛伊德的性動力學說推動了現代人性解放意識的發展。
回顧西方美學發展的曆史我們可以看到，自從鮑姆加通在美學領域首次從人內在生命的角度為藝術創造尋找感性活力、為美學尋找理論資源開始，感性就成為西方美學研究的重要內容。在西方哲學與美學領域中，這種倡情的美學從叔本華、尼采的唯意誌主義到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又從羅伯特·費肖爾、立普斯的移情理論到克羅齊的直覺主義、羅賓·科林伍德的表現主義；然後再從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榮格的集體無意識學說到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革命理論。他們共同的願望，都是試圖將美學從理性超驗的禁錮裏解脫出來，讓它重返個體的經驗世界。但所有矯枉過正的做法，都從一種片麵的認識走向另一種片麵，從一種謬誤進入另一種更大的謬誤之中去。無論是叔本華、尼采的唯意誌主義哲學、柏格森的生命哲學，還是克羅齊的直覺主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都是建立在假定的基礎上的。並且，所有的理論都試圖摹仿傳統形而上學模式來建構理論體係，而這種形而上學的模式恰恰妨礙了自己理論的正常發展。此外，每一種理論必然有他認識角度的局限性，而試圖以人的某一種心理機能解釋人全方位的心理原因，難免會使理論研究陷入以點蓋麵的謬誤。
總之，從十九世紀發端的泛情主義和泛性主義潮流，雖然使美學成功地從理性的桎梏中解放了出來，但它的過度泛濫卻對美學尋找定性的努力構成了威脅。心理學對美學的介入，並不能解決美學自身存在的問題，也沒有就此使美學審美的內在性能得到必然的開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