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語絲4(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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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因為宰予晝寢,就罵他是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汙也。

漢代的劉向為此在《論衡》裏反駁說,晝寢,小惡,朽木糞土,大惡。責小過以大惡,安能服人。

在文壇上,一些有聲望的前輩,常常因為年輕人不那麼如他們的意,有些小瑕疵,或許也不一定是什麼毛病,便按捺不住要狠罵幾句,而且動輒扣上嚇人的大帽子。這樣,一顯得沒水平,二顯得小家子氣,三是被罵者記仇,看你罵者也搖頭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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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窗新話》引宋無名氏《湘江近事》:“陶穀學士,嚐買得黨太尉家故妓。過定陶,取雪水烹團茶,謂妓日:‘黨太尉家應不識此。’妓日:‘彼粗人也,安有此景,但能銷金暖帳下,淺斟低唱,飲羊羔美酒耳。’穀愧其言。”

這則挺風趣的小故事中,一個矜倨自是、誌滿意得的知識分子,和一個飄零失落然而並不失態的風塵女子的一番對話,說明了狹隘也許不是什麼大不了的過錯。因為一個人的所見所聞,總是有一個積累的過程的。怕就怕那種井底之蛙,原本見識淺陋,加之自滿而且自得,動不動就露出沒見過什麼世麵的淺薄來。

有些作家,居處一隅,不知天外有天,再加上周圍比他智商還要低的一群幫襯給他叫好,於是,夜郎自大,自立為王,實在很可笑的。

狹隘,加淺薄,便沒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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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詞:“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句末“淺斟低唱”四字,不知典出何處?這位詩人晚景淒涼,連死後收殮他的錢,也是一些妓女募集的。可見他在這些女人心目中的分量。

文人的風流是天性,太風流,便會把文章耽誤了,不風流,怕不能寫出好文章。唯其於太風流和不風流之間,方得窺其中三味。

這也是道學君子,隻會作八股文和等因奉此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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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灣戰爭大出風頭的美國將軍鮑威爾,在他的新書中寫了一則往事。他在越南作戰時,當了順化機場的指揮官。一位飛行員不滿機場由一個外行領導,向他挑戰,要他跟著飛行一次。關乎尊嚴,他上了天。結果,當然很受了一番高速飛行的折磨。不過,當他看到地麵河堤上的鐵軌時,忙問飛機的方位,那個飛行員說大約在廣治以北一點點。他罵了:“你這該死的笨蛋,趕快回頭,我們正在北越上空!”

後來,證實鮑威爾是對的。於是這位將軍說:“別讓專家把你唬倒,他們所知豐富,但通常判斷力弱。”

一個作家,他自己可能寫出極好的作品,但他在指導別人創作的時候,不一定會是極好的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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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威爾在他的一本暢銷美國的回憶錄裏,說道:“古往今來,能爬到頂峰的人,沒有一個沒犯過錯。我認為,一個人跌倒了,你重踩他幾腳不會有任何好處。我的處理方法是:扶他起來,替他拍掉身上的塵土,讓他繼續前進。”

一棍子打死,絕不是一個人的為人之道。

393

行萬裏路,是曆代詩人的追求,也是他們畢生在身體力行的事情。

屈原的“朝發軔於蒼梧兮,夕餘至乎縣圃”,李白的“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朝辭白帝彩雲間,千裏江陵一日還”,蘇軾的“我家江水初發源,宦遊直送江人海”,“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陸遊的“心在天山,身老滄州”,“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直到毛主席的“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這些詩人,誰不是步履寰內,足跡遍神州,擁有廣博的見識和豐富的經曆呢?隻有在飽覽山川風光之美,盡閱江湖河海之秀,然後,著墨行文,方能在字裏行間,有神來之筆吧?

胸中無丘壑,任是怎樣渲染烘托,也畫不出大好河山來的。行萬裏路,讀萬卷書,有了豐厚的生活底蘊和文化積累,才能寫出好作品來,這大概也是人所共知的道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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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捧著一把劍,大聲讚日:“好劍呀,好劍!”可就是不肯比畫兩下讓人們看看。有的人手裏拿的劍,當然不是幹將莫邪之類的名牌貨,但他端的敢耍起來,技藝姑且勿論,這份勇氣,怎麼說也是可嘉的。

我想,一個作家敢於嚐試,本身就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他的劍也許並不能劈水斷流,但衝他獻身文學的虔誠,追尋探求的精神,生活也是絕不會虧待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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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夠在地球上站立起來,從此開始走,而不是爬,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壯舉。這就使人類有別於其他動物,而無愧於萬物之靈的稱號。雖然靈長類動物也可直立行走,但它們大部分時間,手腳並用,仍是四肢落地,離不開一個爬字。

爬比較省勁,這是事實,不信,無妨一試。其實三足鼎立,就足夠保持平衡了,再加上第四個支撐點,則更是穩如泰山了。動物之所以為動物,不是它們不想站起來,而是懶得站起來,那太費力氣,正因為它們無法手腳兩用,所以,至今還是動物。

為什麼要站起來?因為你站立時的視野,要比爬行時就看到眼前那一塊方圓之地,不知大多少倍。在爬行時,你四肢抓住它不放,說明你是屬於它,屬於地球的;而在站立時,你不過拿它作為你雙腳的支點,你看到的是整個世界,這時候,地球自然而然就是屬於你的了。

其實,在文學創作這個範疇裏,也有爬和站的問題。

396

元代劉熏《隱居通議·文章六》中有:“歐陽公作《五代史》,或作序記其前。王荊公見之,日:‘佛頭上豈可著糞?’”

雖大家巨匠,也有這種看不上別人作品的小肚雞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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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小說,讀者記憶中先出現的是人物,而後會馬上想起這些人物的故事。像《紅樓夢》,不但主要人物印象鮮明,連次要人物也讓人印象深刻,那就是一等小說中的上上之作了。

二等小說,印象比較突出的是故事,一提書名,立刻想到許多情節、細節,然後想起人物的彼此關係和構成的矛盾衝突。

三等小說,能夠記得起主要人物,但麵貌比較模糊,甚至未必說得上名姓,更談不到性格特征;能夠想得出主要故事,但來龍去脈,則不很清晰了,隻剩下一些模糊莫辨的朦朧影像。

四等小說,除了書名外,人物也好,故事也好,都無法一一道來,隻有留下比較一般的、不太好也不太壞的總體印象。看是看過的,但看過了,也就拉倒了。

如果連一般印象也說不上來的話,那就是五等小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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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說新語》裴注引《魏誌》:“(裴)潛字文行,河東人,避亂荊州,劉表待之賓客禮。潛私謂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霸主之才,而欲以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渡適長沙。”

文學界有些人,總以領袖群倫的姿態出現,而其自身又絕對令人不敢恭維,所以,就有一些蹩腳的戲看了。雖然敗倒未必,文壇縱敗,又能敗到哪裏?不過,臭,卻是可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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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記憶有一種奇怪的選擇功能,常常隻有最快樂和最悲傷的事情,才能留下或深或淺的印象。那泛泛的、無關痛癢的經曆見聞,時間久了,也就置之腦後了,或者竟忘得幹幹淨淨。

但是,記憶猶如一張舊照片,偶爾翻出來,雖然發黃了,褪色了,若能從模糊的影像中識別一些什麼的話,說來也怪,那其實已經消失的部分,又能被捕捉到一些,於是,就可以陸陸續續地把那張記憶的破網,補綴起來。

其實,構思小說,也有這樣一個過程。

400

清章學誠《文史通義·文理》日:“但文字佳勝,正貴讀者之自得……各自知之,而難以告人。”

這就是文章隻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奧妙了。

401

宋朱弁《曲洧舊聞》卷七日:“秉筆之士所用故實,有淹貫所不究者,有蹈前人舊轍而不討論所從來者。譬侏儒觀戲,人笑亦笑,謂‘眾人決不誤我’者,比比皆是也。”

在政治上盲從,容易犯錯誤;在經濟上盲從,弄不好要賠錢;在文學世界裏盲從於什麼名家、什麼流派的話,錯不至於犯,錢不至於賠,但笑話或者洋相,大概是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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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郎瑛《七修類稿·事物·李西涯》載:“閣老李東陽,別號西涯……人閣年久,當武宗朝,不能諫正人,有投匿名詩雲:‘文章聲價鬥山齊,伴食中書日又西,回首湘江春水綠,鷓鴣啼罷子規啼。’”

伴食者,吃閑飯也。

寫匿名信者,通常多為無聊之輩,但此公還能寫出一首詩來,倒也風雅可嘉。有的人隻是狗屁不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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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雲:“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

有見識的兵,卻很懂得秀才的作用。明代沈德符《萬曆野獲編》中說道:“其同時立功者,如沈希儀,俞大猷,戚繼光,皆以征倭取富貴,能結交文士,表章戰績,遂為世所侈談。”

筆的效力,不可小視之處和討嫌之處,也就在這裏了。

404

長,不是長篇小說的唯一特點。

所以,抻麵的辦法,絕非寫長篇的不二法門。

405

宣泄,是一種快樂。

文學中的宣泄,經過打磨以後,變成一種含蓄而又精致的發作,便成了藝術的享受。

406

短篇小說總是找到了結尾以後,才寫得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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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蔡條《西清詩話》提到薛許昌的《答書生贈詩》裏“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句,認為是“譏其不能變態也”。

有的作家寫得很多很多,一篇一篇發表,一部一部出版,但隻是數的增加,而沒有質的變化,這種隻求平麵的進展,除了稿酬意義外,其他無可取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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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說新語·言語》裏載山濤事,很有啟發。晉武帝每餉山濤恒少,謝太傅以問子弟,車騎答日:‘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馬克·吐溫的短篇小說《好孩子的故事》和《壞孩子的故事》,正好證實了這種欲望愈烈,所獲愈豐的不公平規律。在文壇上,那些唯恐自己撈得少,唯恐自己受到虧待的作家,常常不用伸手,別人就趕緊把名聲、好評、榮譽、風光,送上門來。相反,那些不吭聲的,有時,連該得的也得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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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說新語·賞譽》:“人問王夷甫:‘山巨源義理何如?是誰輩?’”王日:‘此人初不肯以談自居,然不讀老莊,時聞其詠,往往與其旨合。…下注:顧愷之《畫讚》日:‘濤有而不恃,皆此類也。…有而不恃,是一種應該具備的治學態度。

某些文人,覺得自己有些本錢,便動不動地擺出一副祖師爺不容置疑的架勢,正宗王麻子獨此一家的嘴臉,是十分討人嫌的。如果真的才高八鬥,學富五車,要是虛懷若穀的話,豈不更令人尊敬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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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小說,我的意見是無論寫的人,讀的人,都不要看得太重。

小說嘛,和茶葉、咖啡一樣,是屬於有它更好、沒有也可以的消費品。但是,無論再上好的茶葉,再優質的咖啡,既當不得飯吃,也當不得衣穿。也許,一杯清茗,一盞咖啡,一點燭光,一本小說(如果這本小說不怎麼讓你倒胃口的話),說不定能起到一點怡神悅性的作用,好像也就僅此而已。

看太重了,對於讀小說的,對於寫小說的,都會成為一個負擔。

我讚成以平常心來讀小說,來寫小說,轟動也好,冷落也好,興旺也好,式微也好,捧場也好,罵街也好,紅火也好,過氣也好,都不去計較的話,也許倒是小說的生機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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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其實是個可憐的載體,裝不下多少東西。形式多了,內容必少;泡沫多了,實質就少;繁冗多了,樸實就少;艱澀多了,平易就少。

反正,花頭越多,真貨色越少。牛奶是營養品,但如果兌進了太多的水,除了增加排尿量以外,對身體無大益處。何況,看小說本是一種享受,何苦自尋煩惱,灌一肚子稀湯寡水呢?不如掩卷,閉目養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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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世界上,沒有永遠噴發的油井,都會有衰竭的時候;長期抽取,再豐富的地下水,也有沉降的一天。一個作家僅憑自己的生活積累,而無思辨能力,藝術感覺,文字功夫,和古今中外文學的修養,是無法開挖出更深層的寶藏,寫出思想性和藝術性更高的佳作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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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齊顏之推的《家訓》裏,談到名與實時,歎道:“吾見世人,清名登而金貝入,信譽顯而然諾虧,不知後之矛戟,毀前之幹櫓也。”

在文學界,有了點名氣之後,就粗製濫造,就信口雌黃,就不知天高地厚,就開始砸自己的招牌,直到大家搖頭。

這樣的事例,不止一起,也許,大千世界,無所不有,要不,人們口頭上,哪有這麼多的談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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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袁宏道《送江陵薛侯入覲序》雲:“自古國家之禍,造於小人而成於貪功幸名之君子者,十常八九。”

知識分子也是一個良莠不齊的集體,有文化的人墮落以後,比兀文化的人招兒更壞更損更毒更下作者,也是曆史上常見到的事。

所以,作家之中,有個把敗類,不必大驚小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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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陸遊《老學庵筆記》載:“紹聖中貶元祐人,蘇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劉莘老新州,皆戲取其字之偏旁也。”

在文學史上,我們看到,文人在有可能整治他的同類時,常常會冒出許多挖空心思的歹毒。尤其小人型的文人握有權柄後,對付已成為階下囚的大師一級的人物,則更是像貓捉住老鼠後,且要殘忍地折磨,不讓你很快了結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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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優秀的藝術家看來,能夠給他以指點的高明人,世界上是沒有的。他對老作家盡管欽佩得五體投地,可還是一心想要超過老作家。”這是福克納在獲得諾貝爾獎金以後說的。

《國際歌》裏有一句名言:“從來也沒有救世主。”在文學領域裏,你隻有靠自己。

福克納在談到作家應該遵循的原則時說:“他必須永遠不滿足於他的創作,那是永遠也不會像它可能被做出的那麼好的。要永遠夢想,永遠定出比你所知你的能力更高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