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辦婚姻】
“我”與另一個人，這是最簡單的關係，而關係場還可以逐漸擴大，隨著這個關係場的逐漸擴大，“我”也日益失去了自我。因為，那時我要考慮的更多更多。
孫隆基寫道：
中國人的“身”是靜態的，也是不能自主的，必須由人倫與集體關係去定義它、組織它、完成它。
這樣就導致，一個人的關係網越複雜越龐大，他越是不能做事情隻從自己的立場出發，哪怕他的立場在西方人看來是上帝的旨意，即使具有最高道德性的。他必須從他隸屬的整個關係場來考慮問題。
所以，愷撒在被羅馬元老院杯葛時，可以發出“我來了，我看見，我征服”的豪言壯語，而嶽飛卻隻能服從那十二道金牌。中國曆史上發生了太多這種讓人吐血的事，就是因一個個體沒有自己內在的良心，他的良心隻能為一個整體的關係場考慮。更要命的是，加上忠與孝，這個關係場也就成了老大一個人說了算。
也因為這一邏輯，在一些最傳統的地區，現代中國人的婚戀都難以是個性化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真正邏輯是：作為家庭和家族的老大，父母才能知道，孩子的婚戀如何才對整個關係場是好的。
我知道太多潮汕地區和客家地區的戀愛故事。這些地方的年輕人，他們的戀愛和婚姻常常不是自己的選擇，而是父母的選擇。並且，一旦定親，就很難退掉，否則就是對雙方父母和兩個家族的極大不敬。若毀約，常意味著兩個家族會成為仇人。這種家族的重擔，會壓得年輕人喘不過氣來，他們無奈順從。
在這種邏輯之下，婚姻戀愛就失去了愛情的意義，而成了兩個關係網絡交叉著的一塊空間，被鎖死在那裏。
【萬眾一心】
我為你考慮，你為我考慮……假若我們能為一個共同的東西考慮，我們就歸屬於一個共同的“心”。這個“心”若能籠絡無數人，就可達到“萬眾一心”的理想境地。
梅爾·吉布森的電影《愛國者》中，他飾演的男主角可以在大庭廣眾中公然且理直氣壯地宣布自己的反戰觀念，但他並未被視為敵人，他的最支持戰爭的朋友，還是一如既往地將他當作最好最值得敬佩的朋友。
我們的電影中，在這種光榮的偉大時刻，是斷然容不得異己的，稍有遲疑都可能被視為賣國賊。
這很好理解。西方文化承認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心，尊重每個人自己的心的合理之處，而中國文化一旦找到了“集體的心”，那一刻就意味著，最大的道德就是忠於此“萬眾一心”，而誰有自己的心就是“其心必異”。
最大的“心”就是整個國家的“萬眾一心”，即整個國家成為一個超巨大的群體性自我，而領袖則成為這個群體性自我的代表，其他人都是一分子。
【異國的冷漠】
中國人到了國外必須抱團，譬如唐人街。另外一個現象是，一旦到了歐美就變得人情冷漠很多。
這是為什麼？
孫隆基的解釋是，因為沒有個體的“心”，也即個體性自我，中國人到了外部世界會惶恐不安。這種不安，若用英國心理學家萊因的術語來講，即“存在性不安”。意思是因找不到一個群體去依附，自己會感覺自我瓦解了，不存在了。這種不安，是一種根本性的不安，不能用簡單的安全措施以及財產來滿足。
一旦找到群體性自我，在這個群體性自我，又可以構建中國文化，但隻對這個群體內的人，會有“我們是一家人”的感覺，所以友善。而一旦出了這個群體性自我的圈子，就覺得外界的人很陌生，沒有連接感，所以冷漠。
另一個原因是，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他們開始尊重自己的心。然而，這一刻就隻是成就了“私心”，哪怕對鄰人也變得冷漠。但是，若真有“上帝子民”的這種概念，並且真正有了自己的個性化自我，這種冷漠就會消減，而會對一般人也生出感情來。
一個中國人隻是一個“身”，中國人的“心”，隻能在我用我身為你身服務時才產生。孫隆基用這個簡單的邏輯，解釋了中國文化的許許多多的經典現象，既可以讓你覺得觸目驚心，也可以讓你覺得煞是過癮。
他的這種身心分離論，其實也是我之前多次提到的英國心理學家萊因的心理學理論。
英國另一心理學家溫尼科特提出了“真自我”和“假自我”的概念：一個人的自我若以自己的感受為中心而構建即真自我，一個人的自我若以別人的感受為中心而構建即假自我。真自我與假自我最初都是在母嬰關係中形成的。
萊因也持有這一觀點，並補充說：有真自我的人，他的身體服務於他的“真自我”；有假自我的人，他的身心分離，他的身體服務於別人的“自我”，而他隻能為自己的“真自我”留一個純精神性的空間。
這樣一看就發現，孫隆基的身心分離論和萊因的假自我者身心分離論是一回事。並且，中國人對聖人的膜拜，譬如三皇五帝，都可以是假自我者的“純精神性真自我”的演化。
孫隆基說，先秦時代，中國文化還是有超越界限的——也即彼岸，但不知為什麼，後來就走上自己的路子，隻剩下了世俗的人倫部分，隻剩下了身與心，且身心還是分離的。
不管原因是什麼，至少能看到一個答案在，那就是：讓你的身心歸一，以你自己的感受為中心構建你的真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