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讀者宣泄情感
李：你最初的文學創作是詩歌和散文，後來為什麼選擇小說作為自己的表達方式？
石：我們那個年代成長過來的人，絕大部分都會受到舒婷和北島的朦朧詩的影響。我最後選擇寫小說是因為有許多話要說，有許多情感要向讀者宣泄，如果僅僅靠詩歌去分句、分行說的話，讀者完全不能體會出你想說的話。當我的思維不需要跳躍，需要很直接地把道理告訴讀者的時候，就有了小說創作的衝動。
李：寫詩的感覺像做音樂，寫小說的感覺又是什麼呢？
石：寫小說不可能每句話、每個段落都斟字酌句，但首先得有個骨架和基礎的東西，不容做作，完全是內心流淌出來的東西。對創作來說，各種文體你都應去嚐試，最後選定最適合你的方式。
李：有的人在寫小說的時候就為將來的影視劇本改編做準備，你是嗎？
石：其實作家沒有選擇傳媒的權力，事實上是影視創作來選擇你。如果你天天做夢，想著自己的小說一定能改編成影視劇，那你的小說肯定寫不好。現在的製片人開始注重文學品位，而市場也逼迫他們跟作家隊伍聯姻。好的小說注定了其影視劇的成功，好小說必定有好的人物形象，好的故事，好的對話。當文學納入到影視當中，就會使故事更豐滿，更戲劇化，有時比小說更好看。
李：因為電視劇《激情燃燒的歲月》，你做了一回“東方之子”，這種出名的速度隻有通過與影視聯姻才會出現，你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石：莫言名聲大噪，是通過電影《紅高梁》。張藝謀的《活著》使餘華名氣更大。池莉所以被老百姓喜歡，電視劇《來來往往》起了很大的作用。莫言和池莉是在文學藝術方興未艾的時候出名的，大家很容易記住這些作家，而現在，文學處於一種飽和狀態，媒體又如此發達，大家關注的不再僅僅是作家和小說。小說如果不是跟影視搭界的話，作家很難走出去。
李：新作《玫瑰綻放的年代》在宣傳上說你在寫女“石光榮”，是這樣嗎？
石：《玫瑰》是寫母親的，但是和“父親係列”屬於同類題材。要很概念化地說它講述了一個女“石光榮”的家庭和成長、情感經曆，這是廣告的噱頭。我在寫“父親係列”的時候就有種感覺，就是我忽略了那個年代母親的形象，雖然我寫了褚琴、秋英，但她們不是那個時代的母親形象的代表。那個時代的母親形象的代表是走在生活第一線的，是叱吒風雲的女人，她們從貧困走向部隊，從部隊走向戰爭，戰爭之後又走向和平，由和平而走向家庭，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一直在說婦女是社會的半邊天，其實也是我們家庭的半邊天，我們情感的半邊天。我想既然有了父親這樣的典型形象，希望我的筆下能把那個年代的母親形象再塑造一下。
生活曆練曲折人生
李：你作品裏的生活味道特別濃，生活中瑣碎的事情讓你編織得別有味道。
石：這些其實都是源於生活。我7歲的時候，父母被打成右派去了新疆，他們把我寄養在吉林農村的親戚家，一直到我16歲參軍才離開農村。我想一個人的成長時期非常重要，在我意識形態形成的時候，我就是很平靜地這麼生活過來的，所以我的作品裏注定了這種平民情感。
李：父親在你的創作裏占了很大成分，他對你的一生到底有多大影響？
石：當我二十多歲時，父親已經從新疆回來，此時正是我在部隊麵臨升學和提幹的人生最關鍵的時刻，特別需要父親的關照和幫忙。但是父親沒幫，就像《激情》裏反映出來的，因而與父親產生了重大隔膜。現在回過頭來看，對於我的創作而言，其實這是最大的幫助。
李：父親不幫你的理由是什麼？
石：按照我父親的那種思維邏輯，就是“我13歲當兵，還沒有槍高，我這麼個人我靠誰了？我就是靠著黨，相信黨，隻要你努力了，有這個能力，黨不會不用你”。後來一想，他說這話也對。但當時我肯定不理解，甚至懷疑他是不是我的親生父親，自然不自然地在心裏不能接受他，覺得他跟自己有距離，甚至現在也有。我曾試圖把這個距離找回來，但他現在反而按照自己的固定生活習慣排斥你去接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