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話辛亥：發生在僻地山鄉的一件小事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對於這樣一個革掉了中國人的皇帝以及男人腦後辮子的大事件，趕上這樣一個逢百的大紀念，我們這些以曆史為飯碗的人，不說上幾句無論如何都說不過去。不過幾十年以來，從國民黨到共產黨，從海峽的這邊到海峽的那邊，甚至從國內到國外，大家將辛亥革命的大事情、大人物連同大問題都說得差不多了。嚼點別人的老生常談，權作紀念，對於我來說，一來沒有資格，二來心有不甘。沒奈何，翻舊書翻出了一點舊聞，記的是一件對於革命而言小得不能再小的小事，權且倒騰出來，好借題說上點什麼。
1911年夏天，地處廣東偏遠山區的紫金縣，發生了一件事情。說是鄰縣的一位在廣州測量學堂讀書的學生放假路過此地，不留神碰上了幾個防勇，由於他腦後沒有辮子，而恰好此時又趕上廣州黃花崗起義發生之後，兩廣總督張鳴岐下令在全境搜捕黨人，所以防勇們抓了這個學生，要將他當革命黨拿辦，送到上麵請賞。該學生急中生智，說我是學生，你們要拿我，先要跟我到學堂去通知一聲。於是幾個防勇押著那個廣州測量學堂的學生來到了紫金縣唯一的一所小學堂，找到了學堂從廣州聘來的格致（即數理化）兼體育教員甘暉如（據說是位同盟會員）。甘教員對於這種剪了辮子的“同誌”懷有天然的同情，馬上將這位倒黴鬼藏到房裏，又召集了幾個學堂的學生，讓他們去找學堂的總辦--紫金最著名的鄉紳鍾榮山，就說是大兵闖學堂抓人。此時鍾正在一位官員家裏喝酒，僅僅聽了學生的說詞就立即要他們回學堂將防勇捆起來，一切有他做主。當學生們摩拳擦掌地回到學堂時，四個防勇見勢不妙跑了三個，剩下一個跑得慢的隨即讓學生們給捆了起來。
紫金縣當時的巡防營的負責人是哨官陳家裕，剛好其時他也與鍾榮山在同一席間喝酒，聞訊後勃然大怒，當即質問鍾榮山為什麼縱容學生捆綁他的士兵。雙方吵了起來，一個說，我做了幾十年的官，沒見過你這樣的劣紳。一個道，我做了幾十年的紳士，沒見過你這樣的“芝麻狗虱官”有這樣的威風。一個說少了士兵要對方負責，一個說你敢縱容士兵騷擾學堂，所有的損失都要你賠償。最後知縣出麵調停，說好由他負責調查處理。這期間，那個廣州測量學堂的學生早就溜之乎也了。
第二天，學堂方麵提出，學生方麵被搶去白銀二百兩，金表一隻，金戒指一枚，要求防營如數交還，缺一不可（當然都是渾扯），並要求哨官陳家裕辦酒二十桌賠禮道歉。防營方麵當然不肯，僵持良久，結果是由縣署出了三百兩銀子，並辦了十桌酒，事情才算平息。
這件事無論怎麼看，除了那位測量學堂學生腦袋後麵沒辮子以外，與即將發生的革命似乎根本沒什麼關係。而在1911年，上海的報紙已經在公開要求剪辮，各大都市剪掉了辮子的學生和文化人如過江之鯽，公開地招搖過市，甚至在政府官員中也混雜了不少沒辮客，甚至一些時髦的滿人都剪了辮子。至於官府，對剪了辮人基本上是無可奈何。紫金縣的事件之所以發生，關鍵是辛亥年廣東的形勢，被革命黨鬧得風聲鶴唳的情形。我所感興趣的，是這件小事透出了另外的一些信息，其實與革命也不無關聯，這些信息實際上告訴了人們，這場革命能夠推翻清王朝的更為深層的一些因素。
首先，我們看到，經過湘淮軍興起以來幾十年發展，特別是新政地方自治的刺激，鄉紳已經成為輕而易舉地左右地方政治的勢力，自新政以來無論官方還是民間的求新嚐試，基本上是由他們主導的。從地方自治、司法改革到興辦學堂和推動立憲，這些鄉紳雖然相當一部分人頭腦還沒有真正從中世紀拔出來，但腳卻已經很活躍地踏在了向西方學習的路上了。攫取和炫耀權力的欲望和趨時衝動也許還要加上強國的夢想扭結在一起，使得鄉紳主導的學習西方的過程充滿了莫名的興奮和熱情。似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由於大部分鄉紳對於他們所學的東西不甚了了，結果學習的過程攙和進了許多實際上為他們的價值觀根本不相容的內容。像甘暉如這樣的“叛黨”，就在求新的名目下，大量地被並不讚同革命的紳士們請進了他們花錢辦的事業中。事實上，甚至可以說，具有反叛色彩的知識分子是與地方鄉紳的勢力同步成長的。這些熱衷新政的地方鄉紳和紳士的另一部分，即所謂立憲派人士，在整個新政過程中，已經成了革命黨人某種意義上的共謀，開展西化事業的共謀，學堂辦得越多，新軍練得越多，革命黨也就越多滲入的機會。梁啟超的說法顯然是有道理的，辛亥革命的成功，他們也有一部分功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