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這個事件讓人感到，無論是鄉紳還是地方官，對於朝廷的事業都漠不關心。防營士兵抓捕沒有辮子的學生，從維護清王朝統治來看無疑是天經地義的，具有完全的“正當性”，但是，這個行動卻遭到了鄉紳的堅決抵製，而作為朝廷命官的知縣卻也不問“是非”，一味和稀泥，屁股明顯坐在了鄉紳一邊。其實，無論鄉紳還是知縣都根本沒有同情革命的跡象，他們能這麼做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對自己事業的關注。那個鄉紳似乎根本沒有考慮過那個學生是否可能真的是革命黨，以及這樣的公然“包庇”會不會給他帶來麻煩，“大膽妄為”到了連一丁點起碼的政治上的顧慮都沒有了。對他來說，學堂是他的事業，而這個事業從來都是神聖而清正的，區區大兵敢到學堂騷擾，首先是傷了他的臉麵，為了維護學堂的神聖地位，尤其是為了維護他的臉麵，必須采取強硬手段回擊。而那個哨官居然敢在席間撕破臉皮吵鬧，一個武職的芝麻官膽敢如此放肆，真是斯文掃地，所以非得讓大兵們賠錢陪情不可。至於知縣，他關心的自然是他位置能不能坐穩，為政不得罪巨室是曆來地方官的原則，所以他隻能如此這般的和稀泥，破費一點，息事寧人了事。在這裏，上司追查革命黨的命令被擱置了，可能的謀反罪的追究不了了之了，朝廷的利益也沒有了。而那些行為似乎有“正當性”的防營，抓捕外地學生的真實用意是為了維護朝廷利益還是借機勒索，還真是說不清楚，否則的話怎麼會在自家的士兵被捆綁之後，會如此輕易地被擺平。
相反，在這裏我們看到，清王朝的威信已經墜落到了無可挽救的穀底，出現了嚴重的合法性危機。原來作為政府支柱的官僚和鄉紳，已經基本上對清朝政府的安危漠不關心，在廣大的基層，即使真的發生對朝廷的反叛行為，他們也並不在乎，他們更在乎的是他們自己在地方的利益和麵子，如果有叛亂的話，別在反叛和平叛之間被殃及。這種現象，漫說是在清朝盛期和中期，就是庚子義和團事件以前也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說，辛亥年的中國，不僅盛產“叛黨”和“叛民”，而且連官紳也不再為朝廷盡心盡力了。正是由於這個緣故，當朝廷倒行逆施，大肆收權的時候，人們的反叛心才會陡然升起，當位於中國中心的武昌響起起義的炮聲以後，清朝統治才會出現土崩瓦解之勢。大批的地方官不是痛快地“易幟”，就是麻利地棄城而逃，多數情況下連革命黨的影子還沒見到呢，幾個冒充的蟊賊就足以讓他們繳械交印。
應該說，自所謂的“同光中興”之後，政治的重心已經開始從中央轉移到了地方，開始了所謂的督撫專權的時代。然而到了新政時期，政治的發散趨向進一步加劇，各地大小的紳士以及新市民，開始成為地方勢力新的代表，他們的利益不是可以被忽視，而是恰恰要逐漸滿足，如果不滿足，連要求立憲都搪塞，他們對朝廷的三心二意，就消解了清王朝的統治基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恰是在朝野離心離德的時候，由滿族貴族把持的中央政府，卻一廂情願地力求將已經散在地方的權力收回中央，甚至收回到滿族貴族自家手裏，結果是在最不該得罪人的時候得罪了最不該得罪的人。從紫金縣的這件事情可以看出，在這個僻地小縣最“牛氣”的人，就是鄉紳鍾榮山，手中握有槍把子和印把子的哨官和知縣都不得不讓他三分--不，至少七分，他不僅敢於捆起了“執行公務”的防勇，而且理直氣壯地倒打一耙，要求本來有理的防營賠償損失和賠禮道歉。個中的“理直氣壯”，細想起來倒也不是全為無因，因為鍾榮山維護的不僅是他個人的麵子，還有新學堂的利益--這恰恰是代表著時代潮流的東西。凡是代表潮流的東西，都具有天然的正當性。其實，這個鍾榮山一點都不革命，甚至不同情革命，後來革命到來的時候，他還是反動派，但是並不耽誤他在革命前包庇一個革命黨嫌疑的學生。
在今天看來，義和團失敗以後的清政府處境的確很難，不變革吧，王朝要亡，變革吧，革命黨這種洪水猛獸的東西在求新學習的過程中就溜進來了。然而，從省城到縣城的紳士們卻沒有這樣的兩難，他們隻管求新趨時，新的事業與他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體現著他們的利益，甚至標誌著他們地位的攀升。諮議局和自治局給了他們上幹朝政，下斷鄉裏的權力，而他們的子弟又紛紛進了學堂或者出了洋。雖然大家都知道從新軍到新學堂，裏麵淨是革命黨，但不同的是，朝廷在追查，而紳士卻在庇護。那些在內地活動的革命黨人，除了那些鋌而走險的，有幾個沒有受到過原本並不同情革命的紳士的庇護呢？實際上隨著新政的推進，紳士已經將革命與學習西方看成是一類的事情，他們明知道學堂裏的先生思想不安分，但卻聽任其將自家的子弟教得離經叛道。我曾注意到這樣一個細節，在革命真的到來之際，學堂的師生幾乎都衝到台前，鄉紳們理所當然地認為學堂的學生是“懂革命的”，樂意將他們推到台前，哪怕那些學生僅僅還是些不諳世事的娃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