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長的歲月裏，中國女性被“溺斃”在死水一潭的社會生活之中，遭受種種薄待和惡待，人格和尊嚴卑屈難伸，鮮有例外。三從（“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四德（“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和名節觀（“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猶如隱形的精神桎梏，她們在教育上慘遭廢棄，在經濟上仰人鼻息，更別說參政、議政的權利，竟連身心自由和人格完整都無從談起。
東漢才女班昭作《女誡》七篇，力主女性卑弱、敬順、曲從、好學、賢淑、勤勞、溫和。她引用《女憲》的成文，“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說明夫為妻天，得到夫君的歡心就能一好百好，失去夫君的歡心就會徹底完蛋。班昭還引用當時的民諺，“生男如狼，猶恐其尫；生女如鼠，猶恐其虎”，來說明女性善良柔弱乃是天經地義的，它是整個古代社會的共識。
時隔一千八百多年，張幼儀在口述自傳《小腳與西服》中向侄孫女張邦梅揭破了冷酷無情的事實真相：“在中國，女人家是一文不值的。她出生以後，得聽父親的話；結婚以後，得服從丈夫；守寡以後，又得順著兒子。你瞧，女人就是不值錢。”由於“女生外向”，出生後，女孩子的臍帶被埋在屋子外頭，男孩子的臍帶則被收留在母親床底下的壇子裏。這種區別對待看似小事一樁，卻極具象征意義，男女的貴賤重輕，判若雲泥。毛彥文在自傳《往事》中寫到自己無援無助的母親，悲劇即源於她連生六個女兒（其中兩個夭折），丈夫事業失敗，卻將滿腔怨恨發泄在她身上，另找女人同居，惡婆婆則將媳婦“肚皮不爭氣”視為頭號重罪，橫加侮辱和虐待，那種日子豈不是“地獄中的一季”嗎？她曾聲淚俱下，央求女兒為她做一件事情，將她的苦難史如實記錄下來，給別人看看，為她出口怨氣。這樣的母親，這樣的媳婦，在當時的中國，何止萬千？
專製王朝和宗族社會比拚的是誰比誰更冷血，誰比誰更惡心，君王變著法子修理群臣，群臣變著法子修理百姓，強梁踐踏弱者，弱者欺侮更弱者，“食物鏈”的末端即為女性。她們的生活圈子太狹窄，交際範圍受局限，必須做到“笑不露齒，坐不搖身”，“謹言慎行”，“宜室宜家”。但也有九種女人成為例外，例外者的命運很可能更為悲催：
其一，妹喜、妲己、褒姒、楊玉環之類的深宮美人，國難當頭之時，或亡國之後，她們被天下人指斥為紅顏禍水，隻有死路一條；
其二，王昭君、文成公主充當“和親”、“和戎”的犧牲品，遠嫁苦寒之地，去博取中土大國“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外交勝利”；
其三，武則天伺機突破男權社會的重重機關，破天荒地做成女皇帝，貴為九五之尊，公然玩弄麵首，掌握生殺予奪的權柄，看去是為女性爭了一口爽氣，出了一口惡氣，實則無法持續發展，男權的力量終將反戈一擊；
其四，呂後、孝莊太後、慈禧太後垂簾聽政，挾持著幼衝之齡的兒皇帝或孫皇帝，將雌威發揮得酣暢淋漓，但她們死後，不是被醜化得一塌糊塗，就是被掘墓辱屍；
其五，秦始皇的母親、山陽公主和楊氏姐妹穢亂宮闈，弄得聲名狼藉，最終也是傷的傷心，殞的殞命；
其六，班昭、蔡文姬、謝道韞、左芬、鮑令暉、薛濤、魚玄機、李清照、朱淑真和顧太清具有“詠絮之才”，留下千古傳誦的詩篇和詞章，但她們的人生極難用“幸福”二字去概括；
其七，西施、貂蟬躋入沉魚落雁、閉月羞花的美女班次，被強梁當作政治籌碼，她們往往是不知所終的失蹤者；
其八，名妓蘇小小、李師師、關盼盼和秦淮八豔與一大班風流薄幸的浪蕩才子糾纏不清，能在他們的詩歌中找準自己的班次，卻無法在他們的家庭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其九，三貞九烈，或終身守寡，或以死抗暴，或學曹娥孝親，或效貞女斷臂（被好色之徒非禮了一下，就將自己的一條好端端的胳膊卸掉），換取一塊貞節牌坊，在悲劇之上加鍍一層虛幻的成功色彩。
不用說，這九條路徑並非坦途，比過獨木橋更難，比走高空鋼索更險，唯有極少數女性能夠幸運地抵達“彼岸”，但她們的角色被極度扭曲，“光榮”背後沾染了太多的曖昧色彩。難怪當代的女權主義者執意認定：從上古到二十世紀初，中國女性一直是男性的私有財產、傳宗接代的工具和純粹的泄欲用品。
在男權社會的沉重鐐銬下，東方女性甚至連法國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所定義的“第二性”都挨不上邊，因為丈夫隨時都可以“七出”（舊時休棄妻子的七條理由：無子，淫泆，不事舅姑，口舌，盜竊，妒忌，惡疾）中的任何一個罪名休棄自己的妻子，其難度略高於小孩子用橡皮擦去一行鉛筆字。身遭不幸的棄婦投訴無門，隻能打掉牙齒和血吞。倘若她們膽敢紅杏出牆，在婚姻之外追求愛情，就會死得更慘。在許多地方，以沉潭的極端方式懲處“蕩婦淫娃”，族長即可主持，官府並不過問。
三寸金蓮顫顫巍巍地行走在獨木橋和高空鋼索上，這就是東方女性悲慘命運的形象寫照。二十世紀初，《女子世界》主編丁祖蔭將中國社會中身處於男奴之下的女子稱為“世界第二重奴隸”，女子的淒慘境遇甚至可以窮盡許多人的詞彙和想象力。
再堅固再厚實的鐵幕也終有一日會被猛火烈焰燒穿，被激流狂潮蕩平。隨著二十世紀初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聲浪日益高漲，中國女性受到前所未有的刺激，終於從死一般的麻痹中猛然驚醒，她們逃離閨闥，衝破牢籠，清算舊禮教的千罪萬惡，籲求自由、平等以及各項天賦人權。
女性乃國民之母，推動搖籃的手就是推動世界的手，“男女平權”無疑是衡量現代文明的最重要的指標。完全可以這麼說，當中國女性長途跋涉到二十世紀的隘口時，放眼望去，前途盡是沼澤和荊棘，但她們沒有遲疑，也不曾泄氣，她們深知任何來曆不明的恩賜和憐惜都不足為據。
“欲新中國，必新女子；欲強中國，必強女子；欲文明中國，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國，必先普救我女子，無可疑也。”
時至今日，詩人、學者金一（1874—1947）的這條論斷仍然振聾發聵。
遠古母係氏族時期華夏先民精心炮製了一個“女媧補天”的終極神話，善則善矣，美則美矣，可是它距離當今世界已有若幹光年。在中國近代，更準確地說，在二十世紀初，東方神話又有了全新的版本。誰能取代女媧的角色？誰能用纖纖素手煉成五彩石？這樣的人選是偶然出現的，還是必然產生的？我們倒要看個仔細。無疑，她必須是一位革命家，在最關鍵的時候，在最危險的地方，如同法國曆史上的女英雄貞德那樣挺身而出，將個人安危置之度外。秋瑾的閃亮登場，甚至令女媧都自愧不如，她是才女、美女、革命家和烈士，履曆完美無瑕，英名彪炳史冊就洵在情理之中。
吳芝瑛和徐自華、徐蘊華姐妹既是秋瑾的好友，也是近代有名有數的女傑，她們的真摯情誼金堅而玉潤，乃是天地間的一大佳話。
1、秋瑾
秋瑾（1875—1907）是革命家中的優秀詩人，難能可貴的是，她的豪邁之作絲毫也不遜色於“亙古男兒一放翁”。如果說陸遊是健兒，那麼她就是飛俠。
不惜千金買寶刀，貂裘換酒也堪豪。
一腔熱血勤珍重，灑去猶能化碧濤！
秋瑾的這首《對酒》堪稱中國近代詩歌寶庫中最為豪邁的七言絕句。許多七尺男兒縈懷雞蟲得失，甘心蠅營狗苟，對此能不汗顏？她另一首七律代表作——《黃海舟中日人索句並見日俄地圖》——字字句句同樣發出熱血的沸響：
萬裏乘風去複來，隻身東海挾春雷。
忍看圖畫移顏色？肯使江山付劫灰！
濁酒不銷憂國淚，救時應仗出群才。
拚將十萬頭顱血，須把乾坤力挽回。
秋瑾生於臥薪嚐膽之地，長於報仇雪恥之鄉，一身越東女子的豪邁之氣。她的詩作激情豐沛，勁氣充盈，仿佛布下了橫掃千軍的筆陣，簡直銳不可當。“身不得，男兒列；心卻比，男兒烈！”秋瑾原名閨瑾，留學日本後，她剔掉了那個柔弱的“閨”字，單名為“瑾”，號“競雄”，又別署“鑒湖女俠”。在金甌告缺的亂世，她有足夠的血性，敢與天下英雄男兒笑談生死。
十九世紀末，“女權”尚未在中國萌芽，女性麵對無法自主的婚姻所造成的厄運，除了逆來順受，別無解脫之方。秋瑾在《敬告中國二萬萬女同胞》一文中揭露當年訂婚一節的真實情形：“到了擇親的時光，隻憑著兩個不要臉媒人的話，隻要男家有錢有勢，不問身家清白，男人的性情好壞，學問高低，就不知不覺應了。”在同一篇文章中，秋瑾還描寫了更加不堪的結婚的情形：“到了過門的時候，用一頂紅紅綠綠的花轎，坐在裏麵，連氣也不能出。到了那邊，要是遇著男人雖不怎麼樣，卻還安分，這就算前生有福今生受了。遇著不好的，總不是說‘前生作了孽’，就是說‘運氣不好’。”
1896年5月，秋瑾出嫁，丈夫是不學無術的“富二代”王廷鈞（字子芳）。王廷鈞的父親王黻臣是曾國藩的表弟，在曾府當過多年賬房先生。曾國藩攻破南京後，其弟曾國荃征用十餘隻大船，運送金銀珠寶奇器珍玩回湘鄉老家。王黻臣將賬目管得泉水樣清明，既是親戚，又屬功臣，自然得到豐厚的打賞。一夜之間，王黻臣發了橫財，於是求田問舍，安居樂業，先後在湘潭、株洲、漢口等地開了數家當鋪與錢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