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恐所好殊，不遇知音賞”，秋瑾的詩句不幸而言中。王廷鈞蒲柳弱質，身子骨纖瘦，全無男子漢的雄風和陽剛之氣。嫖賭逍遙，他無所不能；詩詞歌賦，卻一竅不通。他性格怯懦軟弱，膽小如鼠。平日，秋瑾口無遮攔，喜歡縱談曆史，橫議現實，就算在家中密室，他聽了，也會趕緊關窗，生怕奴婢舉報，招惹殺身之禍。兩人的誌趣和性情猶如圓枘方鑿，根本合不上卯榫。
徐自華女士撰寫的《鑒湖女俠秋君墓表》稱道秋瑾“不拘小節，放縱自豪，喜酒善劍，若不可繩以禮法。平生亢爽明快，意氣自雄；讀書敏悟，為文章，奇警雄健如其人；尤好劍俠傳，慕朱家、郭解為人”。這樣的奇女子，誌氣之大，眼界之高，一世無幾，又怎肯唯唯諾諾長守閨闥，米鹽瑣屑以終其身？秋瑾自歎命運不濟，嫁給了庸懦的王廷鈞，連《浮生六記》的作者沈複和妻子陳芸那般琴瑟和諧的閨中樂趣也杳不可尋。她的詩詞中不乏自傷自憐的句子：“重重地網與天羅，幽閉深閨莫奈何”；“知己不逢歸俗子，終身長恨咽深閨”；“俗子胸襟誰識我？英雄末路當磨折。莽紅塵，何處覓知音？青衫濕”。強烈的恨憾梗塞於胸，秋瑾不吐不快。
秋瑾在湘鄉和湘潭苦度時日，生下一兒（王沅德）一女（王燦芝）。盡管王家生活優裕，但她與王廷鈞同床異夢，內心苦悶之極，毫無樂趣可言。王廷鈞流連秦樓楚館，攀折倡條冶葉，秋瑾視之行若狗彘，夫妻關係降至冰點。
秋瑾身上的唯美氣質和狂飆性格，足以令凡夫俗子自慚形穢。若在壯士項羽的帳中，她何嚐不能作揮劍刎頸的虞姬；若在猛將韓世忠的麾下，她也盡可以作援桴擊鼓的梁紅玉。可是幸運星從未照臨她的頂空。王廷鈞胸無大誌，隨波逐流，她對丈夫的失望情緒常常會在寫給兄長秋譽章的家書中有所流露：“吾以為天下最苦最痛之無可告語者，唯妹耳……妹如得佳偶，互相切磋，此七八年豈不能精進學業？名譽當不致如今日，必當出人頭地，以為我宗父母兄弟光，奈何遇此俗子，非但無所受益，反以終日之氣惱徒傷腦筋。”對於王廷鈞混跡章台，拈花惹草，秋瑾更是怒不可遏：“子芳之人，行為禽獸不若，人之無良，莫此為甚！”
曾有人認為，秋瑾與王廷鈞結婚，猶如天鵝與烏鴉聯姻，自始就注定為一場悲劇。秋瑾有一顆敏感的詩心，又極具反叛意識，在那個禁錮森嚴的年代，她的心靈創痛肯定百倍於常人。後來，她奮力衝破重重阻礙，毅然東渡扶桑，又奮不顧身地參加種族革命（徐自華曾戲稱秋瑾是明末崇禎皇帝的長公主轉世），真可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在秋瑾的詩詞中，壯句觸目皆是，比如“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龍泉壁上鳴”，又比如“肮髒塵寰，問幾個男兒英哲？算隻有蛾眉隊裏，時聞傑出……弓鞋三寸，太無為，宜改革”。切身的痛苦不斷地提醒她，在綱常名教之內，閨閣女子長期處於弱勢地位，若不奮力衝決天羅地網，幸福人生所必備的各項權利就注定會被剝奪殆盡。這就不奇怪了，秋瑾目空一世，傲岸不羈，絕然不肯置身庸脂俗粉的隊列。徐自華稱讚她“英爽倜儻”，其“意氣自雄”既是積健而成，亦屬天性所致。盡管秋瑾有數幀照片流傳於後世，二十世紀初她給人的印象究竟如何？卻仍是一個不容易回答的問題。所幸秋瑾的東瀛好友服部繁子寫過一篇《回憶秋瑾女士》，她筆端的素描比吳芝瑛和徐氏姐妹的速寫更為細致：“……事情很令人意外，出現在我麵前的這位朋友，到底是男是女都很難斷定：苗條的身子稍向前彎，濃濃的黑發散亂地披在肩頭；藍色的鴨舌帽歪戴著，蓋住了半隻耳朵；身上穿著很不合身的半新半舊的普通男式西服，袖子過長……肥大的褲管下麵露出茶色的皮鞋，頸口係著一條綠色的領帶；臉色白裏泛青，大眼晴，高鼻梁，薄嘴唇。”秋瑾有易裝癖，這一點在其同時代人的筆記中屢屢被提及，服部繁子的文章即是可信的寫照。
1903年春，王廷鈞狂拋大堆白銀，終於如願以償，捐得戶部主事一職，秋瑾也隨之來到北京。據徐蘊華《爐邊瑣憶》記敘，某天，王廷鈞欲在家中宴客，已囑咐秋瑾治炊。臨到傍晚，他卻改變主意，與人逛窯子，吃花酒去了。秋瑾備齊酒菜，久等不見王廷鈞帶客人回家，悶得無趣，便身著男裝，偕小廝前往戲園看戲。此事被王廷鈞知道後，他二話不說就動手打了秋瑾。秋瑾一怒之下，出走阜城門外，在泰順客棧落腳。事情越鬧越僵，王廷鈞原本是三招就軟的懦夫，又或許後悔了吧，他遣人去接回妻子，事情總算得以平息。秋瑾在致大哥秋譽章的信中說：“後妹出居泰順棧，則又使其仆婦甘辭誘回。”所謂“甘辭”就是甜言蜜語，估計說了幾馬車，秋瑾才回心轉意。不過，要說王廷鈞鬥膽動手，這多少有點令人難以置信，他弱不禁風，手無縛雞之力，為人又膽小如鼠，一時氣急敗壞，罵上幾句粗口完全可能，真要打人，莫非他吃了豹子膽嗎？就算他敢吧，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秋瑾從小跟表兄單老四學武，身手矯健敏捷，在徐自華筆下，秋瑾手持倭刀（東洋刀），“盤旋起舞，光耀一室，有王郎酒酣拔劍斫地之氣概”，何況她性烈如火，又豈肯吞招？
翌年春，秋瑾毅然留學日本。行前，王廷鈞的抵觸情緒很大，想法卻十分天真，他自以為扣下妻子的珠帽與珠花，封鎖其川資，就可以留人。殊不知，秋瑾為遠赴東瀛早已做好第二手準備（據馮自由的《革命逸史》所記，他們夫妻二人在此之前已“定約分家產，各自為謀”，秋瑾“得萬金，所托非人，盡耗其資”，然後她才變賣首飾，東渡日本）。
當初，假如秋瑾嫁的不是王廷鈞，而是內心素所欽慕的對象（吳芝瑛嫁給德才兼備的廉泉即是範例），兩人情投意合，靈犀相通，她又何嚐不能舉案齊眉。她還會棄家遠遊，流血革命嗎？應該說，這種可能性將大打折扣。在風雲激蕩的中國近代史上，似“光漢子”徐錫麟那樣“隻解沙場為國死，何須馬革裹屍還”的沸血男兒的確層出不窮，但為民族革命喋血刑場的女子，秋瑾是第一人。除了有大誌向，秋瑾的內心若無大悲苦，她是很難走出這一步的。由此可以斷定，了無情趣的婚姻生活成為了速效高能的催化劑，促使鑒湖女俠秋瑾奮力掙脫家庭的羈絆，去選擇劍與火的革命生涯。偉大目標的達成，往往始於革命者對個人現狀的深度不滿，女性又何能例外？有道是“國家不幸詩家幸”，輪到鑒湖女俠秋瑾，則一變而為“詩家不幸國家幸”，真令人感慨萬端。
1907年6月，秋瑾為光複軍策劃浙江起義，急需軍餉，於是她化裝成男子到崇福去找徐自華姐妹相商。徐自華與徐蘊華均是同盟會員（由秋瑾介紹加入），深感責無旁貸，當即傾盡奩中首飾（約值黃金三十兩）相助。為了報答知己的厚遇，秋瑾回贈了一雙翠釧，她說：“事之成敗未可知，姑留此以為紀念。”臨行之際，秋瑾又囑托徐自華、徐蘊華姐妹：她若遇害，請好友將她“埋骨西泠”。
在被捕前一天，秋瑾收到革命黨人王金發送來的情報，她有足夠的時間避走他鄉，但她選擇了留在大通學堂。此前，她乍聞徐錫麟慘遭抉肝剖心的噩耗，即揮寫了“痛同胞之酣夢猶昏，悲祖國之陸沉誰挽”的聯句，現在，她更是堅信“革命要流血才會成功，如滿奴能將我綁赴斷頭台，革命至少可以提前五年成功”。
1907年7月15日，女革命家秋瑾被浙江紹興知府貴福下令殺害。臨刑前，秋瑾向監斬官——山陰縣令李鍾嶽提出三項要求：準其家書訣別；臨刑不脫衣；不以首級示眾。李鍾嶽準其後兩條，因此秋瑾未能給家人和後世留下表明最後心跡的遺書。
一度相逢一度思，最多情處最情癡。
孤山林下三千樹，耐得寒霜是此枝。
秋瑾曾作《梅》詩二首，這是其中之一。時隔一個多世紀，我們讀這首詩，讀到的梅花便是秋瑾，毫無疑問，她是中國近代史上最香最美的耐寒枝。
1912年4月24日，在上海張園安塏第，由女界領袖唐群英、林宗素、吳木蘭等人牽頭，舉行秋瑾烈士追悼大會。林宗素介紹了秋瑾的生平事跡，特別指出“秋瑾非為個人而死，非為女界而死，實為我男女四萬萬人共有之國家而死”，這個評價不可謂不高，但與會者都覺得恰如其分。
2、吳芝瑛和徐自華
秋瑾生前有三位誌趣相投的盟姊妹，吳芝瑛（1868—1933）、徐自華（1872—1935）和徐蘊華（1884—1962），她們結下的是道義之交，不同於狹義的閨中密友。“芝蘭氣味心心印，金石襟懷默默諧。文字之交管鮑誼，願今相愛莫相乖。”氣味和襟懷，這些曾被男人反複強調了幾千年的東西，總算也輪到秋瑾與她的盟姊妹來講求一番。當年，她們互換蘭譜，表白過“貴賤不渝，始終如一”的“同心之言”，從嗣後的表現來看，也確實夠得上“死者複生，生者不愧”的高水準。
吳芝瑛，字紫英，人稱萬柳夫人。她出身於安徽桐城的詩禮之家，其父吳鞠隱，工書法，善吟詠，曆任山東寧陽、禹城等縣知縣，其叔父吳汝綸是曾國藩的入室弟子。吳芝瑛自幼聰慧異常，家學淵源有自，十三四歲即負“才女”的美譽，名噪一方。
1885年，吳芝瑛與無錫名士廉泉結為伉儷，舉案齊眉，相惜相敬。婚後四年，她移居北京，受到慈禧太後召見。及至庚子之亂平息，清政府簽訂《辛醜條約》，須向英、美、俄、法、日等國賠償巨額款項，由於國庫空虛而橫征暴斂，造成民怨沸騰的政治危局。吳芝瑛一介弱女子，不肯置身事外，她上書清廷，倡導“國民捐”，主張“產多則多捐，產少則少捐，無產則不捐”。這一合理化建議令達官貴人如芒在背，懷恨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