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代，女子參政和從政，不僅需要勇氣，需要理智，而且需要契機。
1901年3月24日，為抗議沙俄侵占中國東北，由著名報人和社會活動家汪康年組織，在上海張園舉行集會。會上，花季少女、年僅十六歲的薛錦琴登台發表演說，引起上海輿論界的強烈震動。保守派認定“少年女士當眾演說殊為可鄙”，改良派則盛讚“薛女士在張園演說，實為我國從來未有之事……若人人能如薛女士，又何患國家不強也”。英國人辦的英文報紙《字林西報》同樣表示激賞，“此女士對大眾演說，通曉事理，熱心愛國，實足令我西人欽佩”。無論如何，薛錦琴登台發表政治演講，既是中國女性破天荒的舉動，也是中國女性不遑多讓，直接介入國家政治生活的開端。
1903年8月，金天翮所著的《女界鍾》由上海愛國女校發行，作者首次喊出了“女權萬歲”這一振聾發聵的口號。對於“女子議政之權”，金一翮認為“終不可以向聖賢君主之手乞而得焉”，他主張以暴力爭取，即使四萬萬同胞為此喋血，也在所不辭。在當時，這樣挑戰男權的倡導堪稱驚世駭俗。
民國初年，北京風氣保守，富連成社在前門外的廣和樓演戲，不賣堂客票，婦女不能進去看戲。而在某些茶園，比如東安市場的吉祥茶園，側門上的標牌寫著“堂客由此進”，男人則可以大模大樣地走正門。男女地位懸殊，區分嚴格，由此可見一般。1923年，在某些地方，女學生剪齊耳短發、穿齊膝短裙仍要受到責罰。1928年，婦女騎自行車引起路人圍觀，還會被抓到警察局，課以“仿佛率眾遊行，究竟有傷風化”的罪名。1936年春、夏之交，山東軍閥韓複榘倒行逆施，竟然下令將街上穿短袖衣、露胳膊肘的摩登女郎抓到軍法處關禁閉，一時間，濟南城中時裝為之斂跡。
當時的社會輿論對婦女參政議政的熱潮貶多褒少，頑固的保守派分子振振有詞：“不知法律，不知道德，不知名譽之人，使之參與國政，吾恐參政不已，必得以無窮希望，作非分之要求，名為二萬萬女子爭權，實為十數女子爭利，不幾貽民國之玷汙，而招外人之訕笑乎？”
前路固然艱險，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者們並沒有望而怯步，呂碧城試水而前，唐群英和沈佩貞挺身而出，決意為女性爭取求學的權利、就業的權利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主要是戀愛婚姻自由），此外，還有重中之重的一項，即婦女參政議政的權利。她們認為中國女性理應站到政治舞台的聚光燈下去，一展身手。但由於形勢強於人，這波女權運動的攻勢雖然淩厲，卻衝高回落了。呂碧城自尋逍遙，唐群英與沈佩貞也終於分道揚鑣。
洪憲帝製起動時，有一位女權主義者不可忽略，她就是中國婦女請願會會長安靜生，試看她撰寫的《設會小啟》，就可知女權主義者與北洋政府的抵牾之處何在：
吾儕女子，群居噤寂，未聞有一人奔走相隨於諸君子之後者，而諸君子亦未有呼醒癡迷醉夢之婦女，以為請願之分子者。豈婦女非中國之人民耶？抑變更國體，係重大問題，非吾儕婦女所可與聞耶？查約法內載“中華民國主權在全體國民”雲雲，既雲“全體國民”，自合男女而言，同胞四萬萬中，女子占半數，使請願僅男子而無女子，則此跛足不完之請願，不幾奪吾婦女之主權耶？女子不知，是謂無識，知而不起，是謂放棄。夫吾國婦女智識之淺薄，亦何可諱言，然避危求安，亦與男子同此心理，生命財產之關係，亦何可任其長此拋置，而不謀一處之保持也。靜生等以纖弱之身，學識譾陋，痛時局之擾攘，嫠婦徒憂，幸蒙昧之複開，光華倍燦。聚流成海，撮土為山，女子既係國民，何可不自猛覺耶！用是不揣微末，敢率我女界二萬萬同胞，以相隨請願於愛國諸君子之後。姊乎妹乎，曷興乎來。首倡者，安靜生。
安靜生代表二萬萬中國女子爭主權，動機似乎很堂正，但她成立中國婦女請願會，目的卻是不甘心落後於趨奉袁世凱的“諸君子”，不甘心做旁觀者，而急於引領女界為袁世凱稱帝鼓與呼，好去分取一杯羹，這位女權主義者的倒退和墮落著實令人痛心。安靜生的表演並非個案，沈佩貞追求權力，也被袁世凱輕而易舉地收入了乾坤袋，終於蛻變為麵目可憎的“母大蟲”。
梁啟超的《人權與女權》一文發表於1922年，他在文中善意地提醒道：“無論何種運動，都要多培實力，少作空談。女權運動的真意義，是要女子有痛切的自覺，從智識能力上力爭上遊，務求與男子立於同等地位。這一著辦得到，那麼競業參政，都不成問題；辦不到，任你攪得海沸塵飛，都是廢話。”事實就是這樣，那個時代的中國女權運動雷聲大雨點小，實績甚微，許多活躍分子都怠於做基礎建設工作，啟蒙的不徹底，教育的不完備，都直接拖累了女權運動的後腿。
1、呂碧城
呂碧城（1883—1943），號聖因，安徽旌德人，出生於書香門第，是清朝翰林呂佩芬的族侄女，她與三位姐姐（呂惠如、呂美蓀、呂坤秀）均為美女和才女，也都與教育事業締結過良緣。
早年，呂碧城即具有新思想，見識超卓，不肯拘守於閨闥之中。她隻身北上，羈旅津門，無奈一無所遇，悶極無聊，於是撰成一文，投寄《大公報》，主筆英斂之讚賞有加，初晤之後，更驚為天人。嗣後，英斂之將呂碧城介紹給京津兩地的碩學鴻儒，其中就有名動天下的大翻譯家嚴複，還有學部大臣嚴修。嚴複器重呂碧城，留居家中，教她邏輯學。呂碧城受到多方激賞，文思更富，膽氣更強，遂在《大公報》上連續發表鼓吹女子解放和宣傳女子教育的文章，如《敬告中國女同胞》、《興女權貴有堅忍之誌》等，她的《論提倡女學之宗旨》中有這樣的話：“欲使平等自由，得與男子同趨於文明教化之途，同習有用之學，同具強毅之氣。”這些文章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強烈的反響。詩人樊樊山寫信給呂碧城，稱讚她為“天馬行空”的“巾幗英雄”，“以一弱女子，自立於社會，手散萬金而不措意，筆掃千人而不自矜”。
1904年5月，秋瑾專程赴天津尋訪呂碧城，兩人一見如故，此後交往密切，秋瑾曾勸導呂碧城加入革命黨，後者回信婉拒。
1904年9月，北洋女子公學成立，清廷學部大臣嚴修推薦呂碧城出任總教習，傅增湘為監督（校長）。兩年後，北洋女子公學易名為北洋女子師範學堂，呂碧城升任監督，年僅二十三歲，她是中國女性擔任此類教職最早的數人之一。
1907年春，秋瑾主編的《中國女報》在上海創刊，發刊詞即出自呂碧城的手筆。這年7月15日，秋瑾在紹興遇害，呂碧城用英文撰成《革命女俠秋瑾》一文，刊登於美國紐約、芝加哥等地的報紙上，立刻引起國際反響，也引起清廷鷹犬的注意，直隸總督袁世凱就一度動過逮捕呂碧城的念頭。最為吊詭的是，後來袁世凱做了民國大總統，竟又聘用呂碧城為總統府顧問，將近四年，還稱讚她為“女子模範”。當時的北京，官家閨秀，喜尚奢蕩，內務總長朱啟鈐的三小姐是女首領，她們“冶服香車，招搖過市”。濮伯欣作打油詩嘲諷道：“欲將東亞變西歐，到處聞人說自由。一輛汽車燈市口，朱三小姐出風頭。”呂碧城別張才女之幟，學問門第皆高，出任總統府谘議，手下有不少女徒黨，她顯然不是哪位女強人能夠羅致的“副車”。據劉成禺《世載堂雜憶》所記，洪憲帝製議起時，北方女子活動者可分為三派：第一派是“高尚派”，呂碧城是首領；第二派是“運動派”，以女子請願會的成員為主，首領是安靜生；第三派的名目不太好聽，叫“流浪派”，以沈佩貞為首領。呂碧城見機早，抽身快，她一旦察覺袁氏意欲稱帝加冕，即飄然離去。嗣後，呂碧城漫遊歐美，撰成兩部遊記《鴻雪因緣》和《歐美漫遊錄》。她的文學才華和語言天賦極高，被譽為“近三百年來最後一位詞人”，在南社中，她是女才子中的佼佼者，其詩詞頗受國內名流的推許。
掌故大王鄭逸梅在《南社叢談》中介紹呂碧城，有這樣一段話：“碧城放誕風流，有比諸《紅樓夢》的史湘雲，沾溉西方習俗，擅舞蹈，於樂聲琤瑽中，翩翩作交際舞，開海上摩登風氣之先。”她特別喜歡小動物，因為愛犬的緣故，兩次與人打官司。呂碧城早年有過感情創傷（遭男方退婚），因此抱定獨身主義，視婚嫁為畏途。她曾說：“生平可稱心的男子不多，梁啟超早有家室，汪精衛太年輕，汪榮寶人不錯，也已結婚，張謇曾給我介紹過諸宗元，詩寫得不壞，但年屆不惑，須眉皆白，也太不般配。”中年之後，她就望峰息心了。呂碧城不僅長袖善舞，而且多金善賈，積下大筆資財，生計無憂。晚年她在英倫結下佛緣，毅然斷葷，厭惡世間的殘暴欺詐，祈禱眾生早日脫出愚昧和野蠻的境地。呂碧城於1943年初去世，遺囑是：“遺體火化，把骨灰和入麵粉為小丸，拋入海中，供魚吞食。”她至死仍然灑脫。
“棋罷忘言誰勝負，夢餘無跡認悲歡”，這是呂碧城律詩《瓊樓》中的頷聯，總結人生，相當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