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唐群英
唐群英（1871—1937），字希陶，湖南衡山新橋黃泥町人。其父唐星照（字少垣）是湘軍將領，累積戰功，被策封為振威將軍。身為武夫，唐星照在重文輕武的湘軍將領中深感自卑，難以抬頭，自恨久在行伍，學問荒疏，三十多歲，便毅然辭官，回歸故裏，在衡山新橋築成三吉堂，槽門的上聯是“三多門第”，下聯是“吉慶家聲”。何謂“三多”？多積德，多讀書，多勞作。在三吉堂右首，另構寬敞書屋，毗鄰花園，榜其額為“是吾家”，同樣是從一副對聯得來，上聯“是足下青雲起處”，下聯“吾心中皓月來時”，顯示出非凡的抱負和襟懷。唐星照認定一個道理，家中有萬頃良田，不如有讀書種子，他禮聘鄉賢為塾師，教導子女讀書習文。唐群英在兄弟姐妹六人中排行第四，尤其好學深思，她最愛讀的是後漢曹大家的《女界》和範蔚宗的《列女傳》，對琅琅上口的《木蘭詞》也很喜歡。十五歲時，她的詩才初露端倪，“鄰煙連霧起，山鳥喚睛來”，這樣的靈思妙句翩翩飛來紙上，塾師稱讚她為“女中奇才”。唐少垣對這個女兒自然是鍾愛有加，視為掌上明珠。唐群英抱負不凡，同樣有秋瑾“身不得，男兒列”的遺憾，也有秋瑾“心卻比，男兒烈”的個性。唐群英在家做閨女時便騎馬，擊劍，吟詩，“嚐以不能易髻而冠為恨”。父親去世後，唐群英頓失憑依，二十歲那年，迫於母命難違，唐群英遠嫁到湘鄉荷葉衝，與曾國藩的遠房侄兒曾傳綱結為夫婦。此後，她與同樣嫁到湘鄉荷葉衝、心雄誌遠、深感閨中寂寞的秋瑾一見如故，兩人經常在一起飲酒賦詩，舒吐胸中的鬱悶。
1895年至1897年，這兩三年間，唐群英迭遭不幸，先是女兒夭折，然後是夫君病故，她的情緒一落千丈。但她很快就振作起來，決定“不再嫁人，但要重新做人”。按照當年的傳統習俗和曾氏族規，唐群英必須在婆家守節，這才是“名門閨秀”唯一的生路（毋寧說是死路）。唐群英蔑視舊禮教，不肯抱著那塊貞節牌坊同歸於盡，她毅然大歸，與夫家決裂。為了改變自己的弱者形象，她博覽群書（主要是新書），如嚴複的《論世變之亟》《救亡決論》，梁啟超的《變法通議》等，希望能從中找到思想出路。有一次，她偶然讀到維新派領袖康有為的《大同書》，猶如冷水澆背，醍醐灌頂，“男與女雖異形，其為天民而共受天權一也”，這句話令她異常興奮。那一刻，唐群英的心眼仿佛接通了電源，出奇地亮堂。於是她立定信念，今生今世一定要為婦女同胞爭權利，爭自由，爭幸福。五言絕句《讀〈大同書〉抒懷》即透露出她當時的心跡：
鬥室自溫酒，鈞天誰換風？
猶居滄浪裏，誓作踏波人！
1904年，唐群英在秋瑾的感召下，仗劍去國，漂洋過海，考入東京青山實踐女校。在日本，她毫不猶豫地加入了由黃興、宋教仁領導的華興會，成為革命隊伍中不可多得的智勇雙全的女將。“霾雲瘴霧苦經年，俠氣豪情鼓大千。欲展平均新世界，安排先自把身捐。”唐群英已完全刷新自己的思想，從維新派轉變為革命家，打碎舊世界，創造新世界，她有豐沛的激情。
1905年8月，中國同盟會成立，唐群英敢為人先，成為第一個在花名冊上簽字的女會員（她還是秋瑾加入中國同盟會的介紹人），她比何香凝大兩歲，比秋瑾大四歲，同盟會的女會員都尊稱她為“唐大姐”。
1907年，秋瑾在紹興被捕犧牲，唐群英既為痛失好友和同誌而悲痛，又為革命仍有無數繼起者感到欣慰，這一層意思從她撰寫的挽聯中不難看出：
革命潮流是秋風吹起；
自由花蕊要血雨催開。
秋瑾已為鬼雄，唐群英發誓要作人傑。
唐群英留學日本期間，曾被推舉為中國留日女學生會書記和會長，她創辦雜誌，激勵女界同胞，在國家內憂日深、外患日亟的危險關頭，疾走狂呼，聯袂熱血男兒，同盡愛國救民的天職。唐群英很有魄力，練習射擊，製造炸彈，比男人的勁頭更足，她一呼百應，凝聚力非同小可。有人用十六字評價唐群英，“詠絮之才，陽剛之氣，鈞天之誌，愛國之情”，可謂切當。
1907年3月4日，孫中山被日本政府驅逐出境，與唐群英話別時，口占五言詩相贈：“此去浪滔天，應知身在船。若返瀟湘日，為我問陳癲。”陳癲即陳荊（字樹人），湖南革命誌士，此人有血性，喜好喝酒罵座，正是唐群英急於聯絡的革命同誌。唐群英回國之後，與陳癲等人組織了永豐武裝起義和花石武裝起義，令人惋惜的是，前者流產而後者失敗。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後，唐群英統領“上海女子北伐敢死隊”，追隨革命軍總司令黃興前往武漢，在槍林彈雨中，擔負起救死扶傷的重任。
1912年2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召開慶功會，唐群英以“女界協讚總會”的代表出席，受到南京臨時政府大總統孫中山接見，獲授“二等嘉禾章”。
民國初肇，萬象更新，百廢待舉，然而南北局勢緊張，男女平權仍隻是一句停留在紙上的空談，毫無實際。盡管如此，南京臨時政府還是為女子參政議政營造了一種假象，各地婦女紛紛組織參政團體，從中湧現出一批職業政治活動家，林宗素、吳木蘭在上海發起“女子參政同誌會”和“女子同盟會”，王昌國、沈佩貞在湖南組織“女國民會”和“女子尚武會”。在當時的婦女運動領袖中，唐群英具有鶴立之姿，論堅毅果決，審時度勢，無人能出其右。她不滿當局的虛與委蛇，頻繁發表演說，鼓動婦女從坐而言轉為起而行，將爭取女子參政權的鬥爭落到實處。
1912年2月20日，唐群英做出了一個舉世矚目的大動作——在南京組織“中華民國女子參政同盟會”，其直接動機就是“要求中央政府給還女子參政權”。
1912年2月26日，唐群英牽頭向參議院遞交了《女界代表唐群英等上參議院書》，闡明“中華民國女子參政同盟會”的全部主張和要求。然而，宋教仁領導的法製局對女界一波強似一波的籲求並未引起足夠重視，由該局製定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竟刪掉了“男女平等”的條款，女子參政同盟會的成員對此感到極為憤慨。沈佩貞硬闖參議院被阻，她怒從心頭起，一腳踹倒了全副武裝的衛兵。同年3月21日，唐群英率領女界代表二十人前往參議院旁聽，對“男女平等”一項展開激辯，雙方不肯妥協，不肯退讓，險些發生正麵的激烈衝突。
1912年4月8日，中華民國女子參政同盟會正式成立，唐群英被推舉為會長兼文事部長，會議通過了由她主持起草的十一條政綱，具體內容為：“（一）實行男女權力平等；（二）實行普及女子教育；（三）改良家庭習慣；（四）禁止買賣奴婢；（五）實行一夫一婦製度；（六）禁止無故離婚；（七）提倡女子實業；（八）實行慈善；（九）實行強迫放腳；（十）改良女子裝飾；（十一）禁止強迫賣娼。”她們明確提出“本會以實行男女平等、實行參政為宗旨”，還以女子參政同盟會的名義通電全國，聲明“南京參議院所頒布之《臨時約法》，我女界絕不承認”。在那個特定的曆史時期，高瞻遠矚的革命家、政治家孫中山、宋教仁對新興的女權運動不夠重視，而且在認識上有很大的偏差，他們將女權問題當作應該滯後考慮的次要問題，像“女子在國會中的選舉權和被舉權”這樣的項目就被他們晾在一旁。
1912年8月25日，國民黨成立大會在北京湖廣會館召開，黨綱草案中再次取消了“男女平權”的條文，唐群英等女界代表據理力爭，未能奏效，“男女平權”的條款依然沒有寫進正式黨綱，女子參政同盟會會員為此發表集體抗議。質詢時，宋教仁、林森以沉默作答，唐群英和沈佩貞怒不可遏，衝上前去二話不說，抓住宋教仁和林森就打耳光，致使會場陷入一片混亂。唐群英以她勇武的舉動向世人宣告，女性不再是閨中弱質，她們的政治權利不容勾銷和抹煞！唐群英發表宣言書，十分決絕：“身可殺，此心不可死；頭可斷，此權不可無。”立場之堅定令人震驚。
1912年9月1日，沈佩貞在“萬國女子參政同盟會”上發表演說，感慨中國女子為共和大業付出了生命代價，可是共和告成之日，女子卻被排除在革命同誌之外，不能分享共和時代的善果。她公然宣稱：如果女子不能達到參政之目的，就要以極端手段對待男子。她所說的“極端手段”有兩端：“未結婚者，停止十年不與男子結婚；已結婚者，亦十年不與男子交言。”這樣的抗議乃古今所未有，令人聞之噴飯。
1912年9月2日，孫中山致函唐群英、沈佩貞等人，善意地指出：“黨綱刪去男女平權之條，乃多數男人之公意，非少數可能挽回。君等專尋一二理事人為難，無益也。文之意，今日女界宜專由女子發起女子之團體，提倡教育，使女界知識普及，力量乃宏，然後始可與男子爭權，則必能得勝也。未知諸君以為然否？”唐群英受到啟發，認識到，爭取女權固然重要，喚醒女界廣大同胞才是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