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狹隘封閉的男權社會裏，殘害婦女的陋俗非止一端，它們根深蒂固地存在於日常生活中，居然無人表示詫怪。中世紀後，西方盛行束胸和束腰，緊身褡令女人艱於呼吸，中國的“三寸金蓮”流毒更為久遠，裹腳布比普通刑具還要殘酷幾分。這類陋俗透露出以下信息：一是男人以病態的審美觀強加於婦女身上，二是男人采用控製婦女身體的手段達到控製婦女精神的目的。就審美而言，南宋是一道分水嶺，在此之前的中國婦女以自然、健康、豐滿、溫潤、活潑為美，在此之後的中國婦女則如同龔自珍筆下的病梅，被斫傷和扭曲了本性，喪失了天然的風姿，缺乏生機和活力。明、清兩代的男性（尤其是士大夫）視女子的弓足為“性”的顯著標誌，他們一致向下，認定女人最性感的部位不是紅唇、粉頸、玉臂、纖腰、美腿、豐乳、肥臀，而是“三寸金蓮”。
“三寸金蓮”，又被叫做“新月”或“蓮瓣”，名稱雖然漂亮，各種講究卻十分殘忍。其操作流程大致是這樣的：農曆八月廿四，家中煮糯米和赤豆作團（稱為“粘團”，據說可助趾骨軟化），向灶神祈福；初次纏足的女孩年齡一般選在四到五歲，此時她們的骨骼較為柔軟，纏足可收事半功倍之效；纏足時先將拇趾以外的四趾屈於足底，用白棉布裹牢，待小腳定型後，再穿上尖頭鞋（又稱弓鞋），白天讓人扶著緩慢行走，活動活動經絡，睡覺前則用密密麻麻的針線縫緊裹腳布，以防鬆脫；待女孩長到六七歲光景，再將她的趾骨完全彎曲，加緊束縛，使足部停止生長；假以時日，大功告成，一雙符合“小、瘦、尖、彎、香、軟、正”標準的“三寸金蓮”就將伴隨這位少女一生，成為她名下一宗主要的性資本。經過多年的魔鬼訓練，一雙天足變為畸形，其“審美”效果是：足部皮膚白皙細膩，十分柔軟，腳窩深陷，拇趾之外的四趾細如花生米。
男權社會以“合理合法”的殘忍剝奪婦女的天然權利，使她們淪為男人的性資源和私有財產。婦女一旦裹成小腳，則舉步維艱，喪失奔跑、跳躍、舞蹈的能力，極大地增加了接觸外界、出門遠行和與人私奔的難度。除了老老實實待在閨中，遵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為人妻，生兒育女，操持家務，她們很難有其他的選擇。“三寸金蓮”既是病態審美的產物，也是婦女悲慘命運的縮影。明、清兩代，婦女的小腳甚至被視為第二貞操，必須慎加保護，不許隨便示人，良家婦女長裙拖地，必須將小腳遮得嚴嚴實實，否則就算行為失檢，難免招致非議。女人向男人解開裹腳布，竟與解開羅裙相同。男人若用某個女子的弓鞋喝酒，那個女子也就屬於他的“下飯菜”了。
《金瓶梅》的作者蘭陵笑笑生是明朝人，他在第一回裏寫到潘金蓮，細述了她得名的來由：“這潘金蓮是南門外潘裁的女兒，排行六姐。因她自小生得有些姿色，纏得一雙好小腳兒，所以就叫金蓮。”在中國，自從纏腳成為習俗之後，取名“金蓮”的女子何止萬千。
富貴人家的小姐，“三寸金蓮”款擺出淩波微步，既性感，又神秘。貧苦人家的女子，有繁重的家務活要幹，一雙小腳處處不利落，自然受累多多。“小腳一雙，眼淚一缸”，婦女哀歎小腳之苦的民謠不少，湘北流傳過這樣一首小調：“裹腳呀裹腳，裹了腳，難過活；腳兒裹得小，做事做不了；腳兒裹得尖，走路隻喊天；一瘸一蹩還一顛，要把男人當做靠身磚。”幾多辛酸滋味盡在其中。
清朝遺老辜鴻銘對中國傳統文化無限珍愛，尤其醉心於三寸金蓮，他讚美道：“小腳女子特別神秘美妙，講究的‘瘦、小、尖、彎、香、軟、正’七字訣，婦人肉香，腳其一也，前代纏足，實非虐政。”中國婦女要為神秘美妙的肉香付出多麼慘痛的代價？隻有天知道。儒家標榜“仁者愛人”，辜老怪欣賞的卻是殘忍的“藝術”。
陳灨一的《睇向齋秘錄》中有一則“高宗軼事”，寫的是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進入廣陵（今揚州）地界後，他乘興詢問近侍：“聽說二十四橋的黃魚和粽子甲於天下，你們出去看見了嗎？”近侍的回稟是“滿街皆是”。這就叫答非所問，驢唇不對馬嘴，乾隆所說的“黃魚”專喻天足，“粽子”專喻纏足。揚州的天足姑娘多，纏足的水準則堪稱天下第一，所以乾隆弘曆才有此一問，結果鬧了個誤會。
藤窗寄叟的《蓮鉤辭語》中寫到清朝末年大江南北的嫖客流連秦樓楚館，描摹出這樣一幅畫麵：“狎妓，不重接吻而重握足。一至妝閣，妓必偎坐身旁，翹足置客膝上，任客撫弄為樂。即稠人廣眾之中，狎客每公然握足把玩，甚至高擎手中，鼻嗅口咬，醜態百出，人不以為非也。”辜鴻銘“愛蓮成癖”，他賞玩三寸金蓮，既是名士作派，也是習染所致。
1938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美國作家賽珍珠在中國生活工作過很長一段時間，她在自傳《我的中國世界》中談到纏足，形容那些纏足的女孩“走起路來腳下像有釘子似的”，痛楚之狀可想而知。
中國婦女纏足始於何時？可謂言人人殊，正史和筆記對這一陋俗的源起多半語焉不詳。一說纏足始於南齊，據《南史·齊本紀下》記載，窮奢極欲的東昏侯“鑿金為蓮花以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一說纏足始於南唐，後主李煜天性風流，雅好填詞，酷愛歌舞，某位宮女姿容纖秀，能效飛燕作掌上之舞，他就令工匠打造六尺高的金蓮台，教她用帛條束腳成新月狀，在台上翩躚，“三寸金蓮”由此得名。一說纏足始於隋煬帝，這位暴君是位變態狂，在戕殘女性方麵花樣百出，他讓宮中嬌娥裹成小腳，供她閑時把玩，宮中妃嬪為了取悅龍顏，遂以小腳為美，蔚然成風。隋朝滅亡後，此風由宮禁傳至民間，愈燎愈熾。南宋時期，理學盛行，婦女以三從四德為行為準則，她們謹守閨範，深居簡出，纏足被男人當作約束女人最有效的手段加以推廣。明代時，纏足與否更成為社會等級高低貴賤的標尺，朝廷甚至頒令：“浙東丐戶，凡男子不許讀書，女子不準纏足。”此後，“三寸金蓮”與財富、權勢和門第直接掛鉤，富貴人家的女子無需勞作，她們才可望擁有一雙傲人的小腳，貧苦人家的女子為了幹活方便，達到半殘的程度就行了。清人鼓詞中有以聲辨人的描寫法：“小姐下樓格登登，丫頭下樓撲通通，同是一般裙釵女，為何腳步兩樣聲？”單從聲音的輕重即可判別足弓的大小和身份的高低，可見此中學問不淺。於是，“三寸金蓮”成為中國的“國粹”，也就合情合理了，隻不過這樣的“情理”完全背離了自然法則。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陳衡哲對女性纏足的起因發表過新穎的見解，她認為，中國的纏足現象北方盛於南方，並非由於南方婦女的體力勞動重過北方婦女，而是由於中國曆史上異族總是從北方入侵的緣故。北方的遊牧民族攻城不據，其用意隻在掠奪中土的子女玉帛，纏足婦女行走遲緩，蠻族入侵者嫌其攜帶不便，往往棄之不顧，這就導致漢族婦女出於自我保護意識，把腳纏得小小的，越小越安全。時間久了，纏足成為漢人的習俗，士大夫注重夷夏之辯，纏足更形而上地代表著微妙的民族感情，這就等於將一盆洗腳水當成了肉湯，令人啼笑皆非。
在歐美人士看來，清朝有三樁大醜事：女子纏足，男子留辮，國民吸食大煙。中國人以纏足為美，西方人則認為纏足是野蠻風俗，對此不以為然。十九世紀末，清朝大臣崔國英出使英國。一天，他的夫人將洗淨的裹腳布晾掛在倫敦中國駐英公使館樓上。英國人見到長長的白布迎風招展，誤以為大清國喪，紛紛前來問訊吊唁，使館譯員對此羞於解釋，弄出個老大不小的尷尬。
明朝開國之君朱元璋的老婆馬氏是安徽淮西的農家女，她貴為皇後，卻由於是天足而受到民間恥笑，“馬大腳”的諢名流傳至今。在古代，大腳婦女的處境極其艱難，由此可見一斑。
小腳婦女最悲慘的遭遇發生在明朝末年，張獻忠攻下湖北麻城，照例以屠城為樂。他命令手下砍斷當地婦女的小腳，堆積成山，然後帶著愛妾去參觀自己的“勝利成果”。張魔王的小妾同樣是蛇蠍心腸，竟麵露笑容，說出一句鬼話來：“好看好看！可惜美中不足，要是有一雙秀美的小腳放在頂端，就再好不過了。”這有何難？張獻忠左瞧右瞧，附近已別無小腳可砍，於是他急中生智，對愛妾說：“你的小腳最秀美。”可想而知，山巔上有了“旖旎的風景”，張獻忠的快感因此達到了十成圓滿。
在一大堆虐待狂和糊塗蟲中，也有極個別理智健全的人士，清代小說家李汝珍（1763—1830）即在《鏡花緣》中借君子國的兩位長者吳之和、吳之祥之口對中國纏足的野蠻風俗表達了強烈的反感：
吾聞尊處向有婦女纏足之說，始纏之時，婦女百般痛苦，撫足哀號，甚至皮腐肉敗，鮮血淋漓。當此之時，夜不成寢，食不下咽，種種疾病，由此而生。小子以為此女或有不肖，其母不忍置之於死，故以此法治之；誰知係為美觀而設，若不如此，即為不美。試問鼻大者削之使小，額高者削之使平，人必謂為殘廢之人，何以兩足殘缺，步履艱難，卻又為美？即如西子王嬙，皆為絕世佳人，彼時又何嚐將兩足削去一半？況細推其由，與造淫具何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