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軍入關前，清太宗皇太極擔心旗人沾染漢人纏足的陋習，即訂立製度，“效他國裹足者重治其罪”。清軍入關後，清廷更是下令全國普禁纏足，順治二年以後所生的女子嚴禁裹腳，然而陋俗難除，群訟不便，康熙皇帝為了安撫人心，隻好弛禁。當時，漢人中竟有“男從女不從”的口號，以此顯示漢族女子的“偉大”，真令人啼笑皆非。乾隆時期，京城大腳婦女仍不少，紀曉嵐集句為聯，加以調侃，道是“朝雲暮雨連天暗，野草閑花滿地愁”，一時傳為惡謔。
清朝末年，西風東漸，“三寸金蓮”的審美取向受到有識之士的質疑，在當時的一張外國明信片上，中國婦女的腳竟比手小，這簡直就是奇恥大辱。康有為、梁啟超等近代維新派人士有見於此，1893年率先在廣東南海創立不纏足會，發起“天足運動”，譚嗣同則在湖南遙相呼應。他們還在《時務報》上發表文章，抨擊纏足的陋俗，引起全社會的關注。慈禧太後順應民心，頒布了一道詔諭，認為“漢人婦女，率多纏足，由來已久，有傷造物之和”。此後，一些有主見有覺悟的女性不再乖乖就範，為了保全天足甚至以性命相爭，運氣好的話，她們能夠獲得成功。女作家謝冰瑩回憶童年生活時，這樣寫道：
我反對裹足，反對穿耳，我那時並不懂得什麼男女平等，隻知道同樣是人，為什麼男人可以不穿耳不裹足，而這些苦刑隻給我們女人受？男人有資格出外讀書，為什麼女人沒有呢……媽媽早上替我裹腳，我可以在晚上的被窩裏解開，到我哭鬧著要上小學時，便把所有的裹腳布一寸寸地撕掉了。那是我與封建社會作戰的第一聲。
當然，也有極少數幸運兒，能夠免於纏足之苦。張幼儀不肯纏足，得到二哥張君勱的保護，他對堅持給女兒纏足的母親說：“要是沒人娶她，我會照顧她。”這句話保全了張幼儀的天足。但能夠得到這種善待的女孩子太少了。
1928年6月28日，《大公報》“婦女與家庭”版上發表了陳學昭的文章《婦女運動近趨的一麵觀》，作者以女性視角來審視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現狀，很不滿意，她批評道：“我且不說女思想家、女著作家、女交際家等如何，女官與偉人，她們是直接以從事婦女運動的口號來呼召的，而其對於婦女們的利益方麵是有怎樣的影響呢？我敢說：‘絲毫也沒有！’就是坐了花車，列入會議席中，有發言權，有實力，然而其結果，都全然成為某某女士、某夫人的個人的榮譽及活動，不能說對於社會上的一小部分女子有利益，就是對於她們家庭中直接所影響到的她們的使女或廚娘，也沒有一絲好處呢！”她提出“身與心的訓練”以為補救良方，中國婦女不再纏足，不再束胸，要從這類最具體的事情做起，而不是以委靡不振的病人模樣，一方麵吃著閑飯，一方麵要求權利。陳學昭的針砭不帶有任何性別偏見，這是她觀察了法國婦女的生活後有感而發，確實值得讀者留意。
真正可恥的是中國士大夫和傳統文人，在將近一千年的時間裏，竟沒有幾人肯為婦女仗義執言，反對纏足的陋俗，痛斥纏足為最日常的暴行。台灣作家薑貴（1908—1980）在《曲巷幽幽·後記》中就有過這樣的質疑。乍看去，他的質問敲打的隻是古人，其實也落在今人的頭上：
一個陋習的逐漸形成不足異，足異的是明明致人殘廢的肢體毀傷，須曆千年之久，始因外力的侵入而漸覺其陋，漸悟其非。又經過近百年的艱苦奮鬥，奔走呼號，無可奈何，這才被革除。最早，無人防微杜漸。既經形成，無人敢非其非。其難如此，炎黃子孫的智慧和勇氣到底哪裏去了？
專製社會逼迫女人纏足，同時也就等於逼迫她們纏腦，該想的不敢想，該說的不敢說，該做的不敢做，廢掉的豈止是她們的身體，也是她們的精神。
在小腳奴之外，也有鳳毛麟角的大腳仙，值得我們仔細打量。
女界領袖何香凝（1878—1972）被譽為“大腳仙”，她保衛天足，非常徹底。
何香凝的父親何炳桓是一位經營有方的茶商，在香港的富戶當中有名有數。按理說，香港開埠較早，殖民地成色較高，受歐風美雨影響較大，類似裹足這樣的傳統陋俗理應先行遭到摒棄和淘汰。然而大戶人家仍舊堅守故國的“體麵”和“體統”，在他們看來，別的事情盡可以向洋人討教，向洋人看齊，唯獨“三寸金蓮”是中華國粹，必須予以妥善保留。女子無才便是德，大家閨秀目不識丁，足不出戶，竟然不以為羞，反以為榮。何香凝是個桀驁不馴的強妹，白天被迫裹足，晚上她就擅自動剪刀，將那條束得緊緊繃繃、縫得密密麻麻的裹腳布剪成飛花蝴蝶。七擒七縱的遊戲玩過之後，打也打夠了，罵也罵夠了，父母無可奈何，隻好網開一麵，由她去了。他們語氣幽幽地歎息道：“眼下你吃不了苦，將來一雙大腳板走路，找不到像樣的婆家，後悔都來不及。”好女子不愁出嫁，有什麼好擔心的？何香凝才不會預支煩惱，她有一雙天足，“到處飛奔，上山爬樹，非常快活”。第一仗大獲全勝，這非比尋常，何香凝一生爽朗樂觀，無論遇到怎樣的難題，在她看來都不過是一塊長長的裹腳布，拿起剪刀“哢嚓哢嚓”就能迎刃而解，這與她小時候的經曆大有關聯。由於受到家規製約，她不能與兄弟同上私塾念書，就吵鬧著進女館去識文斷字，不做睜眼瞎。
何家父母當初的預言果然應驗，何香凝到了豆蔻年華，媒妁聞風而動，她們受大戶人家之托，樂顛顛地跑來何府提親，瞧見她是大腳姑娘，一個個大驚失色，訕著臉不聲不響地走了。當時，隻有小戶人家出身的粗使丫頭才是“大腳仙”，何香凝可是富家千金啊！怎麼野成這副模樣？何香凝的父母受到親友的質疑和鄰居的非議，為著這個嫁不出門的女兒，整天愁眉苦臉，哀聲歎氣。偏偏何香凝不急不愁，她就不信這個邪，偌大的花花世界、朗朗乾坤，難道就沒有一位識見非凡的男子肯迎娶她這樣的天足少女？
真可謂緣分巧合，廖仲愷適時登場。他是美國舊金山華僑廖竹賓之子，受過高等教育，其父臨終時鄭重其事地叮囑他要娶一位天足無損的華人姑娘為妻，以免日後因為她那雙顫顫巍巍的小腳遭洋人恥笑。父親去世後，廖仲愷決意回國發展事業，到了香港，他向外界宣稱非知書達理的天足少女不娶，在當時香港華人社會中，既念了書又未纏足的適婚少女十分稀罕，晴天白日打著燈籠上街也難尋，何香凝的好運來了，鋼門鐵閘也擋不住。何炳桓聽說廖家公子敲鑼打鼓四處宣揚，要娶不曾受過纏足之苦的大家閨秀為妻，自然欣喜萬分。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何炳桓順水推舟，請良媒說合了這樁婚事。
舊式婚姻未可一概否定，像魯迅與朱安那樣圓枘方鑿的怨偶固然很多，但是碰巧也會有情投意合的絕配。廖仲愷與何香凝的婚姻就堪稱天作之合。男方比鬆奇，比竹勁，比石堅，女方比梅香，比蓮潔，比玉潤。廖仲愷有改造中國的雄才偉抱，何香凝有拯救苦人的俠氣豪情；廖仲愷的詩詞歌賦高於流俗，何香凝的詠絮之才不讓須眉；廖仲愷在日本時向畫家伍乙莊求教過丹青技巧，何香凝在東京本鄉女子美術學校高等科專修繪畫；廖仲愷行事喜歡求真務實，何香凝待人從不作偽蹈虛；廖仲愷自稱中山信徒，何香凝信仰三民主義。這麼多的共同點決定了他們在感情、事業兩方麵都能琴瑟和諧，同甘共苦度患難。即使居鬥室，嚼菜根，亦能其樂融融，當年何香凝筆下曾流露出“願年年此夜，人月雙清”的心聲。若非身處鐵血交迸的亂世，偌大的爛攤子等著一大批熱血誌士去從頭收拾，他們相濡以沫，舉案齊眉，類似趙明誠與李清照的親密融洽亦不足多羨。
1905年8月7日，經孫中山和黎仲實介紹，何香凝加入中國同盟會，成為首批會員，廖仲愷加入同盟會反倒落在妻子後麵。為了確保同盟會在東京的重要活動秘密進行，關鍵消息不走漏風聲，安全措施不出現紕漏，孫中山特意選定廖仲愷的寓所作為集會地點，他讓何香凝辭掉家中做飯洗衣的日本女傭，凡事親力親為。以往，何家九小姐和廖家少奶奶隻知衣來伸手，飯來張口；如今，她不得不硬著頭皮親自下廚，調製羹湯，烹炒葷腥，奏響鍋碗瓢盆交響曲。何香凝把娘家彙來的錢款絕大部分充作夥食費，讓常來常往的盟友每月都能打上幾餐牙祭。何香凝口風緊，手腳麻利，而且不辭辛勞，深得大家的讚許，被親切地稱之為“奧巴桑”（日語意為“老管家”）。
幹革命是攀爬刀梯、穿越劍樹的危險活動，廖仲愷追隨孫中山，出生入死，三次深入虎穴龍潭。1909年，廖仲愷受孫中山委派，北上津門，與法國社會黨人布加卑（法國駐天津屯軍參謀長）建立聯係。此時，清廷磨牙吮血，垂死掙紮，對革命黨人瘋狂揮舞瀝血的屠刀。何香凝明大義，識大體，送別時，她即席口占七絕一首相贈：
國仇未報心難死，忍作尋常泣別聲。
勸君莫惜頭顱貴，留取中華史上名！
這既是勉勵丈夫，也是激勵自己。“身不得，男兒列；心卻比，男兒烈”，撇開詩藝不談，何香凝奔放不羈的詩風與秋瑾相仿佛，都是雄奇跌宕，無絲毫巾幗弱質的纏綿氣息和繾綣意味，有的是一腔豪情，滿懷勝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