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延赤男48歲，身高一米八二，河北漢子，內蒙長大，北京空軍部隊創作室專業作家。《走下神壇的毛澤東》、《紅牆內外》、《走下聖殿的周恩來》等書的作者。電影《咱們的領袖毛澤東》的編劇。從小想從政，後來卻從文。一寫而不可收。）
你問我怎麼想起要寫毛澤東，這事有點兒偶然性，也有點兒必然性。
那是1986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我遇見了曾在中南海多次陪中央首長跳舞的一位女演員。她說起毛主席的一些小故事，我聽了怦然心跳。於是就有了寫出來讓天下人為之心跳的想法。說是必然，不怕你笑話。我這人向來有些使命感，當時社會上刮起了一股對毛澤東的否定之風，我心裏激動呀，就恨不能跟人幹架。你說對毛澤東這樣的一代偉人，哪能陷進個人的恩恩怨怨，小肚雞腸地下結論！他老人家從一個韶山農民的兒子，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功不可沒。我們隻能站在曆史的高度，去客觀地評價他的一生。毛澤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英雄，任何人都否定不了。但另一方麵，毛澤東長期以來在老百姓的心中被神化了，既然是神，當然不能有錯誤。一旦有了錯，心中的神像就有幻滅的可能，我希望能夠將毛澤東從神還原為人，還原為人民領袖的本來麵目。這不是一時衝動，而是長期的思索凝聚成了一種沉甸甸的責任。我就這樣開始了多方采訪，寫紀實文學。在這之前，我是搞小說創作的。
第一本書《走下神壇的毛澤東》出版後，一個月內我收到了三千多封讀者來信。其中不少是老幹部老教授寫來的，字裏行間充溢著對毛澤東的深情。有應老教師在信中告訴我，他患肝癌已到晚期，多次昏迷，自知將不久於人世，但在病榻上捧讀《走下神壇的毛澤東》，竟一直神誌清醒，興奮不已。信的末尾他說：孩子，謝謝你做了一件大好事。我可以閉目了。還有一位地主的兒子，文革中受了許多不公平的待遇，但他依然對毛澤東懷著崇敬之情。看了我寫的那本書，他寄來一封熱情的信，信中宣稱：誰要是反對毛主席，我第一個不答應。賀龍的女兒賀小明、陶鑄的女兒陶斯亮都分別買了幾十本書送給親朋好友，在她們心中，毛澤東是屬於整個中華民族的。今天的改革開放，也因為有了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的這個前提，才有可能進行。聽台灣來的朋友說，好多台灣人也愛看這本書，有些人還看得掉了淚。（沉默）
這以後，我又寫了《紅牆內外》、《走下聖殿的周恩來》等這一類的書，國內外都發行了。各省大大小小的報刊，幾乎都轉載過部分篇章。轉來轉去也亂了，好像沒什麼版權、稿費的概念。常常是我去到某個城市，發現當地三、五家報刊上有我的文章。熟人打電話來時我順便問問：“怎麼沒有稿費呀？”對方竟大為驚訝地反問：“你這樣的大作家還要這點稿費！”或是拍肩膀打哈哈稱兄道弟拉我海吃一頓，吃人的嘴軟，吃完了稿費也就泡湯了。（笑）
不少外國記者到了北京就來找我采訪我。這內外有別的道理我懂。咱們家和另兩家人合住一個單元，廁所公用。我那三小間一共才30多平方，其中一間半房子還堆滿了書，床上地上陽台上全是，叫老外來了不好插腳。所以我總把他們往飯店帶，借用公共場所談完了事。有一回法國的七、八個電視台記者來采訪，非要上我們家拍攝，我推辭不掉就帶他們去了。好家夥，滿滿當當擠滿了那點地方。正是大熱天我家沒空調也沒風扇，不是買不起風扇，是我吹不慣那風，賊暖賊暖。臨時找出一堆折扇、葵扇，人手一把，老外們笑嘻嘻地猛扇。好不容易拍完了，老外個個汗流浹背，我們家也受了點小損失——五把扇子“犧牲”了。（大笑）
說起住房，我可沒少折騰。最高紀錄曾達到一年搬九次家，防震棚、招待所、朋友家、集體宿舍，我都住過。妻子女兒也跟著我做吉普賽人。我妻子是個好人哪！她當工人，向來把自己那份活兒看得要緊。有一回她連續加班個把月，得了30元的加班費。回來高高興興告訴我，當時我正在看電視，隻是不在意地點點頭。妻子覺得受了傷害。默默地進廚房忙去了。待到我醒過神來再問她，她止不住聲淚俱下：“我知道30塊錢你不在乎，可那是我的勞動所得，你應該尊重。你有你的事業，我也有我的事業……”（權延赤說不下去了，兩眼滿是男兒淚）
不說這個了，咱們換個話題。我這人愛玩愛交際，一半身在文學，一半身在江湖。寫東西的時候，多忙也總在白天抓緊時間，晚上便緩緩氣，喝點酒。如果聚上幾個朋友，那就非喝個痛快。不是我海量，其實我喝一點兒就醉，但偏偏敢喝。酒風還特正，不玩花樣，真往肚子裏灌，喝醉了倒頭大睡，醒了爬起來再寫東西再喝酒。
今後幹什麼？準備下下海。書當然還要寫，我這兒好多精彩的素材呢，不過得看什麼時候動筆合適。不說別的，單是我這幾十年的經曆，我接觸過的那些大大小小的人物，寫成一本書準暢銷。所以你得筆下留情，我說的那些事，可別全寫進你的文章，總得留點兒材料讓我獨家披露，你說是不是？（哈哈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