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慶祝廣東電視台建台35周年的長跑隊伍裏,我看見了何玉芬——她身材勻稱、動作敏捷。一如她35年前在開台試播中麵對鏡頭時那樣,臉上帶著笑意,跑得很投入很認真。
人生亦是長跑。這35年來,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作為廣東第一位電視播音員,何玉芬是和廣東電視台一起走過來的。如今,別了青春,老了紅顏,她無悔的是當年對電視事業的選擇,無愧的是曆經坎坷,豐富多彩的人生。
何玉芬是在15歲的花季從香港回廣州念高中的。那時,廣州剛剛解放一年。在小玉芬的眼裏,新的生活那麼火熱那麼美好,她開心死了!
1951年暑假,何玉芬買好了車票準備回香港看望媽媽和親友。正在宿舍清理東西呢,有同學敲門,說是學校要她參加即將舉辦的華南文工團戲劇訓練班。這對一個愛好文藝的女孩來說太有誘惑力了!她當即退了票去訓練班報到。當時她無論如何沒有想到,這麼一來竟使她的香港之行推遲了整整30多年!她和媽媽從此咫尺天涯,難以相見。1983年她到香港探親時,媽媽已是古稀老人了!
三個月的培訓對何玉芬一生的影響,也是她始料不及的。在那裏她第一次接觸文藝理論,第一次接受嚴格的業務訓練,同時結識了許多文藝界的前輩與師長,其中包括後來成為她丈夫的著名話劇導演李文治。
培訓結束後,何玉芬回到學校繼續念高中。她的成績很好,尤其是英語,她想好了讀大學要考外語係。
又一個戲劇性的情節,改變了何玉芬的計劃。高考進行到最後一門功課時,華南話劇團的調令到了。她幾乎沒有猶豫,從學生宿舍提著行李就去了話劇團。
在話劇團的頭幾年,何玉芬過得緊張、充實而又愉快。練聲練功她不嫌累,下鄉演出她不怕苦。原先連普通話都不會聽,現在竟然能操一口流利的國語登台演話劇。沐浴著新中國的陽光,她正年青她正戀愛,頭頂是一片多麼明朗的天!
何玉芬要當新娘了!她隨團到上海演出,挑選了人間天堂——杭州作為新婚蜜月的第一站。那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1957年,還未來得及去杭州,就傳來了回穗進行文藝整風的消息。何玉芬和李文治利用國慶節在上海匆匆辦完喜事後立即趕回廣州。豈料隨即而來的反右運動,使正處在事業高峰的李文治跌入低穀,他被打成了右派。突如其來的打擊潮水般吞沒了蜜月。30多年後的今天,何玉芬向我說起這段往事時,雖然隻是平平淡淡地一帶而過,但僅僅那句“我們沒有蜜月”,就足以讓人想象出這對新娘新郎當時的處境和心情……
在那樣的日子裏,向來纖秀、文弱的何玉芬迅速成熟和堅強起來。一年後,她調到廣州電視台(廣東電視台前身)當播音員。在背負著精神十字架的同時,她又滿懷著對新興的電視事業的熱愛,開始了執著的追求。
從前沒見過電視機模樣的何玉芬很快愛上了播音工作。也愛上了電視部這個隻有60多人的集體。那時所有的節目都是直播,而在好幾年的時間裏,因為另一位男播音員調走了,何玉芬便一個人唱獨角戲。她兩手不離字典,開口不忘正音,甚至還主動向編導們學切像、上控製台。那種忙法,現在想起來幾乎讓人難以置信:她要背新聞稿,在鏡頭麵前準確流暢地播出,並保證差錯率不超過百分之一;她要當節目主持,把握好不同節目的不同風格;她要為舞台劇配解說;她要為文藝晚會報幕……何玉芬一年到頭地忙,丈夫又連降幾級之後下放了,兩個女兒全靠老保姆帶著,何玉芬不時覺得囊中羞澀。那天何玉芬一走進家門,保姆就迎上前叫道:“何同誌呀,家裏沒有錢了,沒有米了,你快去銀行拿錢吧!”在保姆看來,一個播音員,銀行裏存款肯定少不了。何玉芬卻隻有苦笑,還有好幾天才能領工資,而她根本沒有存折。可她得撐起這個家,總不能讓孩子挨餓呀!她什麼也沒說,咬咬牙打開衣櫃,拿出兩條七成新的旗袍,跑進東山的一家寄賣店,賣了十塊錢,默默地交到保姆手裏。第二天,她又無事一樣,微笑著出現在熒屏上。
隻要回憶起創辦電視台的頭幾年,悲歡苦樂就一齊湧上何玉芬的心頭。但她記得最牢的,還是那個集體的團結合作以及同誌間的支持幫助。她忘不了延安時期的播音員、電視台主要創始人田蔚的言傳身教,忘不了與她一同播音的“拍檔”陳昌尤;更忘不了幕後眾多的編導記者以及各工種技術人員。如果說,當初在千千萬萬電視觀眾麵前,她較好地代表了廣東電視台的形象,那麼很重要的原因在於:她背後倚著堅強的後盾,她腳下有著堅實的依托。她那顆曾經受傷的心,在集體的暖流中受到了撫慰;她為事業付出的代價,在觀眾的好評中得到了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