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世界政治經濟格局正在經曆大調整，未來全球經濟的緩慢增長將可能延續較長時期，中國外需超常增長的“風光”不會再現。“冷戰”結束以來，世界政治力量格局逐步向多極化演進。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後，這一多極化演變的速度大大加快。在這個調整的過程中，中國對世界發展的影響力不斷增強，在全球經濟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3.7%上升至2012年的11%左右。中國經濟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更是從20世紀80年代的4%左右上升至金融危機以來的接近40%；而美國同期的貢獻率卻由30%左右下降至10%左右。西方國家雖然希望繼續分享中國穩定發展的紅利，但不願意看到一個不斷崛起的社會主義強國，因此會采取或明或暗的手段遏製中國的發展，如彙率操縱指責、貿易製裁等。不僅如此，從增長的長周期來看，金融危機之後全球經濟將進入一段較長的調整期。全球針對金融危機和主權債務危機的各項結構性改革短期內很難取得實質性突破，而且足以影響全球經濟的重大技術變革尚未明朗。因此，全球經濟將可能在較長時期內處於緩慢增長狀態，未來我國經濟增長很難再有過去那樣的國際環境。
第二，結構調整是當前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趨勢，圍繞新一輪工業革命的技術競爭越來越激烈，經濟轉型升級是中國在競爭中取勝的根本需要。金融危機之後，結構調整迅速被發達國家當作應對經濟衰退的重要舉措，紛紛提出“再工業化”戰略，試圖重拾實體經濟。美國先後發布了《製造業促進法案》《先進製造夥伴計劃》《先進製造業國家戰略計劃》等；英國加大了創新投入，支持九個創新製造中心建設；巴西、印度等新興經濟體也發布了各自的工業振興計劃。在結構調整過程中，各國都把技術創新作為培育製造業競爭新優勢的重要手段，力爭在新一輪工業革命中搶占技術製高點。
第三，人口年齡結構正在經曆轉折性變化，靠資本高投入、勞動力充足供應且成本低實現增長的模式難以維持。近幾年來，中國正逐步迎來人口年齡結構的重大轉變。首先，勞動年齡人口總量開始下降。數據顯示，我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總量2012年第一次出現354萬的絕對量下降，而且預測至2020年都將呈逐年下降趨勢。隨著勞動年齡人口的絕對量下降，以及城市生活成本的大幅提升，勞動力成本將繼續上升。其次，人口老齡化不斷加劇，人口撫養壓力開始上升，超高儲蓄將逐漸成為曆史。
第四，資源、能源的國際競爭將更加激烈，國內的環境汙染已經逼近人民群眾可承受的極限，推動集約發展、清潔發展事不宜遲。經過30多年的高強度開采，國內部分資源和能源已經接近枯竭，資源、能源的對外依存度已經非常之高。同時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進入快速工業化和城鎮化階段，國際資源、能源市場爭奪戰將日趨激烈，資源、能源等大宗商品的低價時代將很難再現。資源、能源高消耗的背後是生態環境的持續破壞。2013年入冬以來出現持續數日覆蓋我國中東部地區麵積達100多萬平方公裏的霧霾，不少城市空氣中、重度汙染天數越來越多，當前水、土壤的汙染亦已到了十分嚴重的狀況，資源環境問題越來越成為製約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隨著發展進入新階段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群眾對生態環境的要求越來越高，對環境汙染的容忍程度也越來越低。
第五，中國正處在由“上中等收入社會”向“高收入社會”過渡的時期，產業結構升級是大勢所趨。近年來中國已成功跨過“上中等收入社會”門檻，正在向“高收入社會”邁進。國際經驗表明，由中等收入社會向高收入社會過渡往往伴隨著消費結構的重大升級，對傳統消費品的需求將下降，而對高質量消費品和服務的需求將快速攀升。此外中國的城鎮化水平目前已經超過50%，未來將更加注重提高城鎮化質量。這意味著城鎮化的推進將促進信息、旅遊休閑等服務需求的增長，也會對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提出更高的要求。產業結構必須適應這種消費結構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