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有錢者，多為在外打拚的人，他鄉奮鬥，冷暖自知。或許也有些項羽的心結吧：富貴不還故鄉，如錦衣夜行。
喪禮和婚禮之變，催生了一個結果：人們已經在念叨女兒的好，覺得兒子多了“幹賠本兒”。這倒是有利於計劃生育工作。
土地
近兩年，我爸找到了新的愛好：拾棒子。
秋天，機器走過，玉米被收走，秸稈粉碎入土。因為有些粗放，於是地裏剩餘了一些玉米。我爸就去田中收集這些“被遺失的美好”。盡管破碎的多，完整的少，玉米品相有些不佳，但他收獲卻頗豐。
爸爸：“我一季兒就能撿一千多斤。”
我爸蹺起大拇指，麵帶得意。我心裏給他配了句旁白“我驕傲”。我算了一下，這是1960年代初，生產隊分給爺爺全家一年玉米量的十倍。
而2012年，我媽的一項工作成就是把租出去的地要了回來。
媽媽：“太會攪蛋了，我和你大嬸去了好多趟。”
緣起是2002年，有人提出租種河東的土地。
爸爸：“都願意租出去。棒子，那時候才四毛多錢一斤，產量也不高。除了成本和交稅，基本不賺什麼錢。”
媽媽：“一條河，三道墊，用驢車拉，累死人。誰願意種那玩意兒啊？”
玉米的種植，基本分為以下流程：耕地，點種，拔苗，除草，鬆土，打藥，再收獲。需要運回家中的，不僅是玉米，還有秸稈。先用農具把秸稈連根兒弄起，再攤放到田中晾曬。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玉米稈過於濕沉，難以運輸。等到水分蒸發的差不多後，再去把根部的土敲打幹淨，然後打捆裝車運回。聽起來，都讓人肌肉酸疼。
爸爸：“當時好多人都租了。一畝地一年70塊錢，咱差不多有兩畝。”
10年的合約，就此敲定。2012年，合同到期，承租人卻有意再租種一年。由於承租人身體不好，他的老婆擔起主體責任。所以村中討要土地的人，也多為女將。
媽媽：“（她）跟你大嬸說，俺給你們家打（耕）了地，你得把那錢給了。”
我：“我大嬸怎麼說？”
媽媽：“你大嬸說，你種的時候，俺家還上好了糞了呢，你給俺糞錢！”
我：“哈哈！和你怎麼說的？”
媽媽：“和我說，你家地裏都是拉拉苗（一種雜草），俺費了多大多大的勁兒才拔光了。我說，俺家地裏沒拉拉苗，肯定是你給種的。”
我：“哈哈，誰沒事種那個。”
最終，兩位女兵，還是得償所願。我想看下合同細節，文本卻沒能找到。或許存在一些模糊地帶。但即便有合同，實際也約束力不強。想要收回土地的聲音，早已有之。為了應付這種情緒，承租人曾主動提高了租金。
爸爸：“一畝地漲了100多塊錢。加起來也沒多少，人們不願意。”
晃動合同根基的，是土地的突然增值。前文提到過，2003年大旱，南方糧庫告急。在多年的產量下降後，糧食安全再度引發關注。於是，那一個個“一號文件”，就此出爐。拗口的名字，實話講我都有些分不太清楚。於普通農民而言，他們也並不關心。我爸媽，盯著的是糧食和錢之間的關係。2002年，土地外租時，玉米價格不過一斤四毛六分，之後幾年雖有波動，但已經在上升通道，到2007年已經達到八毛錢。
爸爸：“那時候還交公糧，不交糧食交錢了。現在都取消了，還給點補貼。”
我：“補貼多少？”
爸爸：“按畝給。像咱們家，一年也不少，有個六七百。”
2006年，《農業稅條例》廢止，皇糧國稅成了曆史。負擔減輕，還有補貼，這讓土地的壓力得到緩解。
爸爸：“現在棒子，一斤一塊七分五。一畝地，差不多收一千二三百斤。你算算多少錢？”
我：“賺錢嗎？”
爸爸：“賺錢，差不多一畝地能賺五百（元）。”
幾百塊錢的收益，與工廠打工的薪水相比，顯然沒有什麼競爭力。但村中大多數人，卻對於土地越來越重視。不僅僅是有利可圖，而且勞動強度驟然減輕了。
媽媽：“現在種地太省事了。種上之後，打一遍除草劑，就不用管了，等著收就行了。”
城市人痛恨的“除草劑”，卻把人解放了出來。種，打藥，收，成了簡化版的玉米種植方式。不僅如此，這些都有人代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