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鼓勵保丁們農閑練好武藝，保家衛國，各保可以推舉出武藝高強的保丁，推舉者可以獲得升官或免稅的資格，而宋廷在每年十月至次年一月，在州縣對各保推舉的精英保丁們進行軍事培訓，曰教閱，教閱的時間為一月。
到了元豐時期，宋廷又實行團教和集教，設置11教所，禁軍教頭二百七，都教頭三十，對大保長進行軍事訓練，大保長學成畢業後，又在轄區內對保長保丁們進行軍事培訓。
宋帝國對加強保丁們培訓工作是費盡苦心，據元豐四年的統計，開封與陝西河北河東五路參加教閱的保丁、大小保長和都保正達69萬人次。
為此帝國設立了一個專門的機構，提舉保甲司，專門負責保甲的教閱事宜。
到元豐年間，整個北宋帝國的保甲數達到693萬人，這個數字是令王安石和趙頊驕傲的，花錢的兵少了，卻多了幾百萬同樣能“打仗”的子民，還用看西夏人契丹人的臉色嗎？
打著革新的牌子，王安石其實走的是一條老路，叫寓兵於民，兵民一體。那是中國漫長的封建時代前期（春秋至南北朝）的特有產物。
本質上來說就是將帝國軍士的專業化慢慢退變為業餘化，這注定了王安石這一軍事變革失敗的必然命運。
轟轟烈烈的保甲法，達到了王安石和趙頊所預期的強兵目的嗎？答案是沒有，帝國中後期長時間擁有所謂幾百萬保丁，但卻從未有過一次軍事行動中使用過這些“軍事力量”，元豐四年帝國征伐西夏，本來開始準備在開封和陝西一帶征集萬餘保丁參加這次西征，西征主帥之一的宦官王中正一聽連忙上奏折，說就算缺兵也不能拿保丁來充數，讓朝廷取消了這一瘋狂的想法。
後來金人入侵，快速抵達帝國的首都，很遺憾，沒有看到帝國的幾百萬民兵組織對金人的入侵作出任何一絲阻擊作用。
王安石的如意算盤打錯了，軍隊這東西，還真不能搞業餘化。
而保甲法帶來的其它影響呢？那就很多了，帝國的舊黨們都把筆筆記錄在案。
首先是保甲法實施的基本舉措，上番和教閱，這成了保丁們背上沉重的包袱，上頭的文件一下，不管你地裏是不是還有糧沒收，家裏圈中的母豬是不是病了，都得去縣裏參加集訓，私逃上番，杖七十；赴教閱，許小杖科閱，不過七十。農民多了一項沉重的義務，保正、保長，都保長、巡檢等各級官吏則多了一項欺詐盤剝百姓的權利。
於是就有了保丁為了逃避教閱而自殘身體的極端事件，還有不堪盤剝的保丁們群起反抗官府在各地群出不窮。
而擁有了一定軍事實力的保正們，很多則成了地方一霸（如晁蓋），為非作歹，作奸犯科，地方官府卻無法對其進行懲罰和製約。
到後來帝國“盜賊橫行，多保甲也”，這是變法者王安石絕對想不到的後果。
當然，這都不是最壞的結果，最壞的結果遠遠沒有寫在紙麵上。
從太祖趙匡胤建立這個帝國伊始，他給這個帝國鋪墊下的軍事基調叫守內虛外。
不管後世對這個策略如何批評，它是有它一定的現實意義的。
對於北宋帝國這個一個集權製封建帝國來說，帝國的首都是心髒，是樞紐，是靈魂，保證了首都的安全和正常，是這個帝國正常運轉的一切前提。
所以趙匡胤將帝國一半以上的精銳兵力放在了開封地區，保力保障帝國的心髒。
雖然從立國之初失卻幽雲地區的屏障，但帝國並不懼怕北方遊牧民族對邊界一刀一槍的蠶食，更為恐懼的是馬上民族對帝國心髒的突襲。
守內虛外的軍事基調對於保障帝國的安全是起到一定的作用的，至少在宋真宗時期，在遼皇太後蕭綽發動的那場決定兩國命運的長途奔襲戰時，帝國在軍事上的防禦是卓有成效的，契丹人最少連開封城的影子都沒有看到。
而王安石與趙頊的軍事改革很大程度改變了帝國守內虛外的軍事格局，一方麵是為了省錢對禁軍的大幅度削編，另一方麵是實施保甲法來部分替代原來禁軍廂軍。
在一番省兵並營後，原來屯集在京師數十裏占全國軍隊總額近半的禁軍，經過縮編大大減小，再加上從神宗朝開始，帝國主要的精力用於對付西夏人，帝國的大部分精銳部隊都調集去了西邊。
當金人入侵時，帝國的堡壘已經不再堅固，當時的西道都總管，曾經任過同知樞密院事的南陽人王襄就在他的奏議中提到，帝國自王安石變法來“創教保甲，而潛消禁旅”，在元豐年間往來於京師的道中，看到“京師延嘉以北，廢營壞驛三十餘裏”，而到了徽宗時期，這些廢置的“諸班之地”、“廢營之地”，都被掌握軍政大權的高俅童貫之流搞成了殿閣池台、苑亭甲地等高級休閑娛樂場所。
而這一切，很大程度是王安石的保甲法惹的禍。單從這個角度來講，南渡的南宋遺民對王介甫恨之入骨，罵了近百年，到不是沒有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