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趣談 緣起
承蒙諸位抬舉，說我於篆刻有所深研，這些話實在過譽。既然諸位對敝人學篆刻的事感興趣，那麼敝人就略述個中簡概，以供諸位參考！因我國篆刻藝術源遠流長，從頭講起，恐篇幅太長而時間不許，故今日先略講明代以前的篆刻發展，之後將從明代流派開講——因明代以前，篆刻多用於官府，文人士子亦多不涉及；明以後，篆刻方為文人所自習，遂成文化大觀。
篆刻，自商周始即應用於政治中，後影響所及更廣，舉凡政治、經濟、軍事、法律、文化、藝術乃至宗教，無不產生過密切聯係；且其美術價值極高，故與書法、繪畫最終鼎足而立，故不可輕視其藝術特性。經過幾千年的發展與變革，至明清之際蔚為大觀，終成獨立之藝術。
篆刻起源，據考起自商周，那時多用於帝王之璽或官府之印。至春秋戰國時期，刻印已有私用，間有當著飾物者；因當時小國林立，故篆刻之印因文化之差異而風格各異。
至秦漢時期，篆刻之法更趨成熟，因文化成就所影響——尤其漢代篆刻，其印麵篆文與處理方法，一直是篆刻家追求的藝術境界，認為那是篆刻藝術難以逾越的藝術巔峰。
經魏晉南北朝而到隋唐時，因文化的高度發展，故篆刻也呈現出“中興”氣象——其中尤其是因皇帝的收藏以及用於鑒賞字畫之印，因而隋唐時篆刻在繼承之上有所發展。
到宋元時期，官印、私印比前代都有所增加，且於此時出現了文人自篆自刻的現象了，後人將元朝王冕視為文人自刻印章之第一人；又因趙孟頫、吾丘衍等文人提出篆刻複古的思想，加之古印譜的彙集與印刷業的發達，因而開文人篆刻之先河。此時的篆刻著作，較有名者如錢選的《錢氏印譜》、趙孟頫的《印史》（一卷）、吾丘衍的《古印式》（二卷）、吳睿的《漢晉印章圖譜》、楊遵的《楊氏集古印譜》、陶宗儀的《古人印式》等，故篆刻至元代時已有長足的發展。
至明代時期，因文彭、何震、蘇宣等人的愛好與成就，加上古印譜的印刷與流通，故令篆刻藝術於明朝一代大放異彩，後形成了不少流派；其中，以文彭、何震、蘇宣最為傑出。
到清代時，篆刻更是達到空前的發展，其成就幾可與漢代比肩。其時主要以汲古、創新為特色，流派紛現，個性分明，且不乏篆刻之大家，令篆刻又達一座新高峰。
以上為篆刻之藝術特點，簡述如上，以利綜觀，詳情容後再述。 明代篆刻
前麵講到，篆刻至元代時，已從官印擴充到私印，並出現文人自刻自篆之風。這主要是因為宮廷及民間輯錄的古印譜增多；加上大書法家趙孟頫、吾丘衍等人的提倡；又因印刷業的發達，令印譜流傳漸廣，故篆刻至元代，不但開文人自刻之先河，且開複興之氣象。
明代時期，因印刷之便利、石材多樣化，以及印學理論之興起，於是文人篆刻漸成風氣，致使文人流派異軍突起，成為明代藝術風景線上一道亮麗的景色。其中，文彭、何震二人被世人認為是明後期最傑出的兩大印家，對當時篆刻藝術影響極大。 1. 文彭
文彭，字壽承，號三橋，長洲（今江蘇蘇州市）人，書法家文征明的長子，與弟弟文嘉一起稱譽藝壇；曾任兩京國子監博士，故世稱“文博士”，他是明代中期著名的篆刻家，是明代篆刻史上的先驅者。
文彭曾嚐試將青田石作為刻印材料，很成功，後被文人廣泛采用和傳播；又因其身份顯赫，又開風氣之先河，故後人公認其為明代篆刻之領袖。時人對他評價較高，如朱簡雲：“德靖之間，吳郡文博士壽承氏崛起，樹幟坫壇……自三橋而下，無不人人斯籀，字字秦漢，猗歟盛哉！”可見其影響所及。
文彭刻“文彭之印”
據明朝王野的評論，文彭的篆刻作品“法雖出入，而以天韻勝”。以其作品觀之，其印以安逸清麗為主調，刻意師法漢代，但亦有宋元之遺風。以其書畫作品上的鈐印考之，後世認為出自文彭之手的，如“文彭之印”（朱、白各一）、“文壽承氏”、“文壽承父”、“壽承氏”、“三橋居士”等；常見者為“壽承氏”、“七十二峰深處”二印。這些印的四周邊欄都呈現嚴重剝蝕狀，頗似金石所印效果，而這種潔淨的篆法配以古樸邊欄的處理方法，成為後世修飾印麵技藝之先聲。
綜觀其於篆刻之貢獻，可分為二：一是開創以石材刻印，後遂成風氣，開辟了石章之先河；二是師法秦漢，擯除宋元之流弊，有承前啟後之功績。他所開創的“吳門派”（亦稱“三橋派”），開篆刻流派之端緒，故後人將他視為流派篆刻之開祖。 2. 何震
何震，字長卿，又字主臣，號雪漁，安徽婺源人（婺源，明清時期屬於安徽徽州，現劃歸江西管轄，明代《徽州府誌》、《安徽通誌》有記載），明代著名篆刻家，與文彭合稱為“文何派”。
何震一生曾遊曆過江蘇、浙江、上海、福建等地，是一位終生靠賣印為生的篆刻家。早年客居南京，曾與文彭探討“六書”終日不休。後來，由友人江道昆（著名文學家，官至兵部佐侍郎）引薦，後遍曆邊塞，因篆藝精到，故而名噪一時；晚年又回到南京，後居承恩精舍，“直至無錢，主僧為之含殮”。
何震一生對篆刻癡迷，而貢獻亦大。他的作品多呈蒼勁老練、持重穩重之勢，用力剛猛，線條犀利，如“雲中白鶴”一印即是；其他易見之精品，如“沽酒聽漁歌”、“蘭雪堂”等印。
他的印頗具秦漢章法，對其作品也倍受推崇，說其“白文如晴霞散綺、玉樹臨風，朱文如荷花映水、文鴛戲波……莫不各臻其妙，秦漢以後一人而已”。董其昌更有“小璽私印，古人皆用銅玉。刻石盛於近世，非古也；然為之者多名手，文壽承、許元複其最著已。新都何長卿從後起，一以吾鄉顧氏《印藪》為師，規規帖帖，如臨書摹畫，幾令文、許兩君子無處著腳”之語。
何震刻“雲中白鶴”
後於明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輯自刻印而成印譜，取名《何雪漁印選》，開印家彙編自刻印之先河，頗具開拓之精神。時人稱他的成就為“近代名手，海人推為第一”，誠實語也。
他後來開創了“雪漁派”，篆刻風格影響當時篆刻界，乃至整個文化藝術界及政治用途，其後延續至明末清初，可見其印影響之大！時人多爭相收藏其所篆之印——“工金石篆刻，海內圖書出其手者，爭傳寶之。生平不刻佳石及鐫人氏號，故及今流傳尚不乏雲”（《徽州府誌》，1699年）。 3. 蘇宣
蘇宣，字爾宣，安徽，歙縣人，篆刻曾得文彭的傳授，但受何震的影響較大。其印中精品有“嘯民”、“蘇宣之印”、“流風回雪”等，所治之印，篆法自然，剛勁有力，既有何派之猛利，以摻以自家之平實，故別具一番新氣象。
蘇宣刻“流風回雪”
他在晚年總結治印心得時說：“始於摹擬，終於變化，變者愈多，化者愈化，而所謂摹擬者愈工巧焉。”其印與何震的“神而化之”是相承的，故明·吳鈞讚歎其印“雄健”，有渾樸豪放之勢。蘇宣亦曾感慨雲：“餘於此道，古討今論，師研友習，點畫之偏正，形聲之清濁，必極其意法法，逮四十餘年，其苦心何如！”
他曾在文彭家設館，得文彭傳授篆法；後縱覽秦漢璽印，深得漢印的布白之妙，在朱、白文的處理上充分汲取了斑駁氣息，多追求金石氣息；因其印古樸蒼渾，故名揚海內。因他的篆刻在當時頗有名氣，僅次於文、何，時人稱他與文彭、何震三家鼎立曾著有《蘇氏印略》，計四卷。 4. 朱簡
朱簡，明代篆刻家，字修能，號畸臣，後改名聞，安徽修寧人。
其人工詩文，精研古代篆體，師事陳繼儒。曾從友人收藏品中看過大量的古印原拓本，後來花了兩年時間精心摹刻，編成《印品》二集，對於後人分辨印章真假、考證璽印、深研章法都有極大好處；並首創印學批評，提出篆刻分“神、妙、能、逸”四品，為其獨到見解。其印有“董玄宰”、“董其昌”、“陳繼儒”、“馮夢禎印”等，可謂其代表作。
其篆刻著重筆意，以切刻石，後自成一家。他曾在《印章要論》中說：“印始於商周，盛於漢，沿於晉，濫觴於六朝，廢弛於唐宋，元複變體，亦詞曲之於詩，似詩而非詩矣。”“印譜自宣和始，其後王順伯、顏叔夏、晃克一、薑夔、趙子昂、吾子行、楊宗道、王子弁、葉景修、錢舜舉、吳思孟、沈潤卿、郎叔寶、朱伯盛，為譜者十數家，譜而譜之，不無遺珠存礫、以魯為魚者矣。今上海顧氏以其家所藏銅玉印，暨嘉禾項氏所藏不下四千方，歙人王延年為鑒定出宋元十之二，而以王順伯、沈潤卿等譜合之木刻為《集古印藪》，裒集之功可謂博矣。然而玉石並陳、真贗不分，豈足為印家董狐耶？”可見其涉獵及領悟頗深。
對於篆法，他認為“石鼓文是古今第一篆法，次則峰山碑、詛楚文。商周秦漢款識碑帖印章等字，刻諸金石者，庶幾古法猶存，須訪舊本觀之。其他傳寫諸書及近人翻刻新本，全失古法，不足信也”。此可謂至論，值得我輩深思！
善詩，與李流芳、趙宦光、陳繼儒等交往較密；由於他的廣見博聞，故其在印學理論上的造詣頗深，著有《印品》、《印經》、《菌閣藏印》、《修能印譜》行世。 5. 汪關
汪關，原名東陽，字杲叔，後得一方漢代“汪關”古銅印，遂改名汪關，後更字尹子，安徽歙縣人；汪關不僅癡迷收藏，還喜鑽研秦漢古璽印章，並潛心摹刻；他的兒子汪泓在其影響下亦愛上刻印。汪關父子開創了一種明快工穩、恬靜秀美的印風，深得眾人青睞；但因過於癡迷，故得“大癡”、“小癡”之雅號。
汪關父子的印風對後世影響較大。與他們同時代的著名書畫家、篆刻家李流芳在《題杲叔印譜》中讚道：“今世以此道行者，自長卿（何震）而後，有蘇嘯民、陳文叔、朱修能諸人，獨杲叔（汪關）獨癡，足跡不出海隅，世無知之者。然能淹有漢、宋、元之長，而獨行其意於刀筆之外者，不得不推杲叔。吾謂長卿之後，杲叔一人而已。世有知者，當不以吾言為妄也。”可見其於藝術追求之執著不同一般。
汪關治印樸茂穩實，仿漢印神形俱備，他治印，善使衝刀，刀法樸茂穩實，章法一絲不苟，深得漢印神韻，邊款亦有功力，為明人追摹漢法之開創者，令當時印壇麵目一新，受其影響者有沈世和、林皋等；著有《寶印齋印式》二卷行世。 6. 明代印譜
明代時期，文人或篆家彙集古印而輯成譜者眾，可謂“蔚然成風”，其中最有影響的當推明萬曆年間顧從德所彙集之《印藪》（木刻本）——此譜原拓本名為《集古印譜》，初僅拓20部，“雖好者難睹真容”，在當時影響極大。3年後又作修訂，屢經翻版，故流傳極廣，對當時篆刻的傳播與推廣有較大的影響。
當時，大部份篆刻家集中在以南京、蘇州為中心的江南，故篆刻與文學、書法、繪畫交流較密；而不少書畫名家也樂於自刻自篆，如文彭、趙宦光、朱簡、李流芳等人。由於印學理論在發展中形成了兩派意見，即主張複古和反對複古，因而促進了印學理論的進步。而明代的印學著作最為傑出者，當推周應願的《印說》、朱簡的《印品》和徐上達的《印法參同》。《印說》一書所涉甚廣，論議中常有精要之言，並對時興之石章鐫刻法總結出六種刀法之害，對後世影響極大；它還於中提出了審美之見解，可算得上是篆刻美學開創性作品。而《印品》一書，是朱簡廣交印家及收藏家，看過他們收集的古今印章近萬枚，共花了14年時間摹刻了自周秦至元明間的各類璽印刻章，並詳加評論，而編成《印品》一書，共計五冊。《印法參同》一書，是徐上達對篆刻技法與理論的深入和發揮，頗具藝術價值，對明代及清代的印學有極大的貢獻。 清代篆刻
習書法篆刻，宜從《說文》的篆字入手，隸、楷、行等輔之；書法篆刻作品皆宜作圖案觀，古人雲“七分章法，三分書法”，謂為信然，誠為篤論。於常人所注之字畫、筆法、筆力、結構、神韻，乃至某碑某帖某派，吾人皆一致擯除，不刻意用心揣摩，此為自見，不知當否？
篆刻之法，亦應求自然之天趣，刻印亦可用圖畫的原則，並應注重章法布局。篆刻工具，可用刀尾扁尖而平齊若椎狀之刻刀，因錐形之刀僅能刻白文，如以鐵筆寫字也；扁尖形之刀可刻朱文，終不免雕琢之痕，不若以椎形刀刻白文，能得自然之天趣也。此為敝人之創論，不知當否？
敝人寫字時，皆依西洋畫圖案之原則，竭力配置、調和全紙整體之形狀，故朽人所寫之字，應作一張圖案畫觀之則可矣，決不用心揣摩。不唯寫字，刻印也是相同的道理。無論寫字、刻印，道理是相通的；而“字如其人”，某人所寫之字或刻印，多能表現作者之性格（此乃自然流露，非是故意表示）。體現朽人之字者：平淡、恬靜、衝逸之致是也，諸君作參照可也。
篆刻印章起源甚早，據《漢書·祭祀誌》載：“自五帝始有書契，至於三王，俗化雕文，詐偽漸興，始有印璽，以檢奸萌。”可見，遠在3700多年前的殷商時代，便有刻字藝術了。
到了周代，以青銅質為主的“周璽”大為興起，形狀各異，一般分為白文、朱文兩種。至秦代，因文字由“籀書”漸演變成篆書，而印之形式亦趨廣泛，故印文圓潤蒼勁，筆勢挺拔。
至漢代，篆刻藝術頗為興盛，所刻之印，史稱“漢印”，其字體由小篆演變成“隸篆”。漢印的印製、印紐亦十分精美。西泠八家之一的奚岡曾有“印之宗漢也，如詩文宗唐，字文宗晉”之語，可視為綜述。
唐宋之際，印章體製仍以篆書為主。直到明清兩代，印人輩出，篆刻便以篆書為基礎，而佐以雕刻之法，於印麵中表現疏密、離合之型態，篆刻遂由雕鏤銘刻轉為治印之舉。
而尤其是清朝一代，大家輩出，流派紛立，據周亮工的《印人傳》記載不下120餘人。其中，標新立異者有之，奉行古法者有之，風格及式樣層出不窮，致令篆刻之藝蔚為大觀。其成就可與漢代媲美，因得力於古物之出土漸多，故有參照、臨摹之便，因吸取商周秦漢古印之力，乃有清代之傑出成就。
其中，以程邃、巴慰祖、丁敬、蔣仁、黃易、奚岡、陳豫鍾、陳鴻壽、趙之琛、錢鬆（後八人，後世稱為“西泠八家”，亦稱“浙派”）最為有名；另有“鄧派”代表人物鄧石如、吳熙載、徐三庚等，均為篆刻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