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傳，古時候，猶太人的墓園裏常常放有書本。說是在夜深人靜時，死人會出來看書。當然這種做法有一種象征的意義：生命有結束的時候，求知確永無止境。這種做法卻也可以看出猶太人對學習知識的執著與不懈。
猶太人還有這樣的規定：生活困苦之餘，不得不變賣物品以度日的時候，你應該先賣金子、寶石、房子和土地，到了最後一刻，萬不得已的時候才可以出售你的書籍。在他們認為，世間的金銀珠寶、房屋土地，都是可以變化消逝的東西，而知識則是可以長久流傳的財富。
猶太民族在1736年的時候通過了一項關於書籍方麵的立法，是有史以來人類第一次為書籍立法。該法規定：當有人借書的時候，如果書本的擁有者不把書本借給他人，應罰以重金。可見猶太人對書籍的重視，對學習知識的重視。
實力既可以指金錢，也可以指知識。不過前者隻是身外之物，後者才更加穩定。
知識是一個人最大的資本，隻有豐富的知識才能展現出你的魅力。
20世紀80年代，杭州中藥二廠生產的“青春寶”響徹了大江南北，馳名於華夏內外，廠長馮根生為此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馮根生在杭州中藥二廠擁有崇高的個人威望，全廠的雇員不分男女老少一提起馮根生，那是從心裏佩服。而馮根生所說的話，就像是朝廷聖旨，沒有人去違背，有的隻是認認真真地去執行。到底是什麼樣的力量使這位廠長有這麼大的權威呢？
經過調查發現，學識是形成馮根生權威的主要因素。作為杭州中藥二廠的廠長，對製藥內行不內行直接影響著他的個人權威，而馮根生是怎樣的呢？
馮根生1949年從杭州高銀巷小學畢業後進入胡慶餘堂當學徒，那時候他才14歲。胡慶餘堂是晚清豪富胡雪岩創辦的，它與北京同仁堂對峙南北，名聞天下。胡慶餘堂選徒標準非常苛刻，每年選拔1人，代代單傳。1949年後沒有再招徒，馮根生就成了“末代學徒”。他做過3年學徒，站過兩年櫃台，搞過整理炮製，後來又製膠煎藥。
長期在藥廠工作，再加上自己的虛心好學，馮根生成為一位傑出的中藥專家。就因為他內行，懂業務，他說出來的話才有分量，人們才信任他，才願意按他說的去做。就因為他的學識，人們才願意凝聚在他的周圍，聽他發號施令。
企業家都希望企業雇員按自己的意圖辦事，都想雇員對自己言聽計從。他們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有的利用手中的權力命令雇員服從，有的則憑借自己的權威影響雇員，使他們自覺地按照企業家的意圖行為處事。馮根生屬於後者。
在杭州中藥二廠的鼎盛時期，曾經接待過新加坡的一個高級代表團，成員中有不少是華僑，對中藥內行。在訪談過程中，一位老者突然問接待員：“你們有用人尿做中藥的嗎？”
年輕的接待員頓時愕然了，隔了好長時間才回答道：“沒有。”
“直接的沒有，間接的有沒有？”來客步步緊逼。
接待員以為來訪者不懷好意，故意挑釁。他的窘迫和慍怒使來訪者連連搖頭，好像現代化的樓群中少了些什麼似的。
見到這種情形，接待員急中生智，給旁邊的人使了個眼色：“快請馮廠長來。”
馮根生來了一聽，不緊不慢地說：“小便做藥民間還有，工廠有間接的。中藥裏有味‘人中黃’，清涼解毒，用幹草打磨成粗粉放在淡竹裏，砸實，在小孩兒尿桶裏浸上一個月，再在溫水中漂兩個月，到時把淡竹對劈，裏麵深褐色的實塊，香味撲鼻，就是名藥了。”
一番藥經，娓娓道來，並且說得有板有眼。這使那位老者高興得站起來，一把拉住馮根生的手說：“服了，馮先生，這藥我小時候跟父親學做過。我是想考問一下中藥學問在大陸有沒有失傳。看來沒有，我真高興。”
在廠內，熟悉製藥業務的頂尖高手，非馮根生莫屬。大家有了難題，總是去請教他；配置新藥品，總是他提出的配料方案最合理；藥品試製過程中出現問題，總是他能夠提出最可行的解決辦法。所有這一切都源於他對中藥豐富而廣博的學識。
有學識才有魅力
目前，許多企業重金聘請高級人才是司空見慣的事，一諾千金，少則月薪成千上萬，多則月薪幾十萬。在企業家看來，才路就是財路，反過來也可以說，財路就是才路。
有句詩詞曰：“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對一個企業何嚐不是如此。一個企業如果有一幫能征善戰、忠心效力的人才，不愁效益上不去。對企業家而言，人才就是利潤，人才就是效益。這樣，一擲千金聘請高才的事情就不難理解了。
在這一點上，許多人特別是企業家周圍的人就常常認為企業家的行為很不夠“意思”、甚至“有點傻”，放著自己的三親六故不用，卻花重金聘別人。這確實是違背“肥水不流外人田”這一傳統觀念的做法。但細細考究起來，企業家其實最終的收獲卻是更多的肥水流到自己田裏。看來，“買”才和聘才無疑是向傳統消極用人觀的開戰。魯冠球就是開戰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