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影戲散了，村裏人卻沒有散，他們還在仰首望著街燈，誇著三爺心靈手巧。那街燈像走馬燈一樣，讓人隨著自然的天風，隨著心中所想，隨意地發揮著心靈中的故事。
盡管後來村裏通了電，盡管後來有許多花樣翻新的燈，都無法替代那兩盞街燈，它一直在大廟台上掛著，一掛就是三十多年。三十年間，羊安堡是人安畜旺，無災無難。人們傳言，這得益於三爺那兩盞街燈，那燈消災避難祛邪，好似天上的寶蓮燈了。
三十年間，隻是三爺患病那三個月，村裏用電燈替代過一段日子，因為別人不會三爺點燈的技巧和掛燈的辦法。沒有三爺的街燈，村子變得索然無味。兩盞電燈，白得像兩個吊死鬼，沒有血色，沒有氣勢，看得人心煩。那段日子，樹洞裏又發出了奇怪的聲音，貓頭鷹再度飛回來，有些人莫名其妙地得了臆病，連哭帶笑地想去尋死。村裏人好生緊張，有人搬來擴音器，擺在大廟台下，成夜“哇哇”地唱，也有人拿出錄音機，靠在古槐樹下，“南無阿彌陀佛”一唱就是一夜。一直鬧騰到三爺出院，重新掛起街燈，一切奇怪的事情都消停了下去。村裏人這才舒一口氣，讓大廟台恢複到了從前。
三爺本來不該得上那種病，是村裏人多事，嫌三爺是光棍，高低要消滅光棍村，硬是給三爺撮合成了這樁婚事。醫生說，三爺的病叫乙型肝炎，必須和人群隔開治療。
已經是一大把年齡了，不可能有像模像樣的姑娘了，給三爺介紹的對象是個瞎子，瞎得和三爺的耳朵一樣，一點兒也不通竅。一個瞎子和一個聾子配在一起，還不如瘸驢配破磨呢，兩個人過得特別別扭，誰也弄不明白誰，誰也不肯原諒誰。那個瞎女人跑了，跑得很徹底，盡管瞎女人跑出家門時碰得頭破血流，卻誓死不回三爺家的門。
有人說三爺上火得了這種病，也有人說那女人帶來的病毒，傳染給了三爺。不管什麼原因，三爺一病就是三個月。
病好了的三爺，又黑又瘦，除了掛燈，三爺的臉上沒有任何表情，誰也摸不清三爺心裏到底想的是啥。
三爺的臉色養了好幾年，才養過來。那兩盞街燈，三爺卻如養著嬰兒一般，天天都在精心嗬護。每個夜晚，大廟台上掛出的街燈，都像是嶄新的。
時間就像海裏的浪頭，似乎很緩慢地湧著，等到湧到岸邊，轟然一下，全都摔碎，一生也就沒了。不知不覺，我生命的浪頭已經湧過不惑，湧向天命。
很久沒有村裏的消息，忽然接到村裏打來的電話，恍若隔世一般。新任的村支書，血氣方剛，來了建設新農村的勁頭，把村裏有出息的人都請了回去，大擺“百雞宴”，讓這些有出息的人給村裏提供一百個發展的機會。
我也被列為有出息的人，可在酒宴上，我卻很尷尬，我雖然因為寫作弄上了市文聯副主席這個位置，按村裏人的說法，也是縣太爺的級別，可我的能力還不及財政局的科員，最大的能力是把市裏自費出的文學書收集起來，送給村裏。
我們村確實是臥虎藏龍，酒至半酣，竟成了砸錢競賽，有人給村裏修路，有人幫村裏建學校，有人給村裏捐汽車，也有人給村裏送高科技，建若幹個太陽能路燈。我滿臉羞愧，我頂多捐出一部中篇小說的稿費，還不值一頭豬崽的錢，趁著紛亂，我悄悄地溜出來。
夕陽懶懶地掛著，我迎著那輪大日，踏著吱吱作響的薄雪，向大廟台走去，等待三爺。
整個村子，已經和我的記憶大相徑庭，隻有大廟台一如從前，兩株古槐依舊遮蔽廣場，人們照樣集聚於此，隻不過集聚的方式比從前更自由、更從容，白天擺攤賣貨，傍晚自尋娛樂，各求各的活法。
鑼鼓嗩呐響了，一群我似曾相識的老麵孔，腰裏紮著紅綢帶，扭扭搭搭聚過來。離開村子的時候，我還是個少年，三十年彈指一揮間，除了家族成員和至愛親朋，我和村裏的許多人都沒再謀麵，陌生也就難免。
很久很久沒有看三爺掛街燈了，三爺把掛街燈當成了一種儀式，類似於天安門升國旗的儀式，準時莊重而又威嚴。我看著那條破爛的街巷，盼著三爺的身影。三爺是佝僂著走出來的，他的身子又瘦又小，腳下是一步一挪，遠不似前些年我們相見時那樣高大魁梧，健步如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