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的一塊碑石
19世紀隻剩下最後的兩年。這個世紀末在中國的大地和海域發生過許多悲劇，為著結束這些悲劇，中國人，從皇帝到大臣，從士人到平民，似乎都趕著要在世紀日落之前，做一些改變中國命運的事情。被稱為災難的1898年，就這樣在中國人的焦躁和急切的期待中悄然降臨。
戊戌年後來成為中國近代史的一塊碑石一可能是紀念碑，也可能是墓碑。它記述著中國的憂患，中國的抗爭，中國的失敗，當然，最真實也最永久的卻是中國的記憶。這一年的正月初三日應是傳統的中國年假期中，在皇帝的授意下，清政府核心的幾位決策人物李鴻章、榮祿、翁同龢等五大臣在總理事務衙門約康有為晤談。翁同龢在此日的日記中記道：“初三日……傳康有為到署，高談時局，以變法為主，立製度局、新政局、練民兵、開鐵路、廣借洋款數條，狂甚。燈後歸，憤甚，憊甚。他們談了很久，從白天談到掌燈時分。在翁的印象中，康有為“狂甚”，大概總指的是他的意氣如虹的思考吧。但為何又“憤甚”、“憊甚”呢？作為帝師的翁同龢因何而憤，為何又感到內心的疲憊呢？對於這位輔佐皇帝的大臣，其處境的艱危和內心的複雜是外人難以猜測的。
被約見的這位三年前發動公車上書的青年人，於1897年的冬月再次來到京城。這時的北京，滿城是迷天的風沙，護城河的凍冰之上也鋪滿了黃蒙蒙的一片。景山的鬆桕在寒風中蕭瑟，周圍是―片悲哀無淚的慘烈氣氛。他這次來京是由於危急形勢的召喚：這年12月15日，德國艦隊侵人旅順灣，占領旅順、大連。康“馳赴北京，上書極陳事變之急”，這就是康有為的《上清帝第五書》。在以往的三年中，他對自己的變法主張又有了更加深人和成熟的思考。現在由於外患曰深，他急切地希望能夠把心中的藍圖變成現實，以期改變中國瀕於危亡的國運。但他的這次上書受到工部阻攔沒有呈送皇帝。直至第二年的正月方才送達禦覽。梁啟超描述了皇帝閱讀康有為奏折時的情景：
皇上覽之，肅然動容，指篇中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及不忍見煤山前事等語，命語軍機大臣曰：“非忠肝義膽，不顧死生之人，安敢以此直言陳於朕前乎？”歎息者久之。於是皇帝做出指示：“命總署諸臣，自後康有為如有條陳，隨即日呈遞無許阻攔。”即宣取康著《日本變政考》、《俄彼得變政記》等書呈覽。這樣，這位來自廣東的普通舉子，終於有機會接近權力的核心，而且成為播弄戊戌風雲的人物。
早春的激動
1897、1898之交的那個寒冷的冬天很快就結束了。春節過後，禦河裏的冰開始解凍，昆明湖邊的柳絲開始泛綠，從西直門到頤和園的禦道兩旁的槐樹梢頭雖然還是一派蒼勁的靜默，然而戊戌年的春天畢竟已經來到。
變法因為皇帝接近和使用了一批銳意進取的青年知識分子，並聽取了他們的意見，顯然加快了步子。但隨著春天的到來，不僅京城春天流行的疾病開始蔓延，而且謠言也追逐著滋生的蚊蠅而傳遍了這裏官宦的深院和市井胡同。北京的空氣裏流動著一種悄悄的興奮和激動，但那隻是表麵的現象。隨著謠言的傳播，似乎在暗示著某種不安甚至陰謀。舉例說，戊戌四月間有一個定官製和設製度局，並三十二局奏議，命交總署議奏。至四月底，延宕不複。皇帝令“再議”。於是謠諑隨即飛揚起來，說是要裁撤六部九卿，設定“鬼子衙門”，要用鬼子辦事了。又如，五月二十四日旨，“所有天下淫祠盡改為學堂”。此旨一下，馬上又有謠言，說是皇上要人天主教了。並且傳得非常具體，說是要在宮中設立禮拜堂等。這些謠言背後的用心十分陰鷙。
傳得最多的消息是光緒皇帝病了，而且病得不輕：淋病、腹瀉、遺精、咳嗽，等等。這傳言都是有鼻子有眼的，都說是傳自內務府太醫院。而事實卻是：“言皇上無時不病重，然皇上日口辦事，召見大小臣，間數日必詣頤和園向西後請安，常在瀛秀園門跪迎跪送西後，豈有病之人所能如是耶？”總之，謠言是故意製造的，謠言隻是表層，而在謠言的背後，的確深藏著兩派政治勢力決鬥的危機。
1898年的春天，北京城裏雖然不斷地下著改革的詔書，而這些詔書大抵也隻是詔書而已。它們隻是一紙空文，距離實行還有長長的距離。一些衙門，一些決策的大臣，就是把文件壓在案頭，他們不辦。皇帝發肝火也不行，他們顯然是在等待。他們在靜觀政治風雲的流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