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邊的春愁
我寫這段文字的時間，正是公元1996年的5月。此時北京滿城飛絮，所有的花都凋謝了，隻待荼蘼花開過，一年的花事就告了了。這說明這裏短暫的春天已經過去。可是我依然沉浸在春天的懷念裏。由此上溯100年，是公元1896年，也是5月，詩人丘逢甲寫了一首非常沉痛的詩，題目就叫《春愁夂這首前麵已經引用的詩抒發了近代史上中國“割讓”台灣的民族大悲痛。《清史稿“德宗本紀》光緒二十一年，記載了如下喪權辱國的事實：三月，“李鴻章與日本全權伊藤博文、陸奧宗光馬關會議，和約成。定朝鮮為獨立國，割遼南地、台灣、澎湖各島，償軍費二萬元，增通商口岸，任曰本商民從事工藝製造。暫行駐兵威海”。丘逢甲的詩即為此而作。
時間過了整整100年，而痛心的春天的“往事”，仿佛就發生在昨天。上一個世紀末有很多這樣的事。由此再上溯至鴉片戰爭，那也是一場失敗的戰爭。戰後訂立《南京條約》，一係列不平等的條款中，最觸目驚心的便是香港的“租借”！中國國土的分裂和中國親情的阻隔，不是以百年為期，其實，早在上一個世紀的中葉就開始了。1945年二戰結束，台灣得以光複。但50年代開始，由於政局的變化，又有長達數十年的兩岸隔絕。
中國文化是一種超穩定的、統一的、強大的存在。從沉雄博大的中國文化母體中生長起來的中國文學，並不因這種危亡的事實而裂成碎片，它依然在嚴重變異的環境中維護著它的傳統的整一性而頑強地發展著。雖然我們不斷強調因這種長時間的隔絕造成了互補性的“豐富”，但畢竟也帶來陌生感、誤解和偏見。文人們愛說“國家不幸詩家幸”，其實，不幸帶給文學的終究還是不幸。
現在，我們把考察的目光集中在題目所標示的焦點上，即中國文學經過100年或者更多於100年的相互隔絕，在一個世紀即將結束的今天，從文學的整體加以辨識，它呈現出怎樣的一種景觀？通過粗淺的認識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即不管在社會意識的其它層麵存在多少令人不安的因素，中國文學在本世紀末的處境卻表現出良好的契機。我曾在幾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對此作過判斷：“十年的辛苦使我們從交流中先於其它領域獲得了一個完整的文學中國的概念。我們經過長期的阻隔之後不僅了解並理解了對方，而且得到一個整體性的文學曆史的關照。我們從文學中國的初步整合中發現了彼此的矛盾、差異以及聯係，從而促進了彼此的吸收、揚棄和自我充實。這誠然是一種勝利。但隨著勝利而來的卻是關於文學自身更為長遠、也更為艱巨的使命，這就是莊嚴的下一步：中國文學的整合。”
蝴蝶飛越海浪
在20世紀行將結束之際，雖然我們在海峽兩岸的關係中未曾看到緩和的伸延，甚至還看到了階段性的緊張，但詩這隻自由的蝴蝶卻輕盈地飛越炮火阻遏的重浪，傳達著民間美好的情意。香港已經在置備1997年節日慶典的煙花。人們對台灣也保持著同樣的良善的祝願。大陸的持續對外開放，縮小了以往存在的大的社會觀念的差異，從而為文學的整合留出了空間。中國社會已獲得的進步顯然在拒絕倒退。從當前的情勢審度，出現大的逆轉的可能性已變得越來越小，這樣，給予文學的可能性就越多。
意識形態的樊籬逐漸拆除之後，兩岸三邊的交流已經顯得不那麼困難。人們發現變得小了的差異造出了文學流通的大縫隙。即使難以斷然排除今後仍會出現人為障礙，但彼此相通的平常心，卻有可能超越那些短暫而獲得久遠。記得70年代後期，剛剛“歸來”的艾青訪問那時還存在的桕林牆，寫了一首深情的詩：
一堵牆，像一把刀
把一個城市切成兩片
一半在東方
一半在西方
牆有多高？
有多厚？
有多長？
再高、再厚、再長
也不可能比中國的長城
更高、更厚、更長
它也隻是曆史的陳跡
民族的創傷
誰也不喜歡這樣的牆
三米髙算得了什麼
五十厘米厚算得了什麼
四十五公裏長算得了什麼再高一千倍
再厚一千倍
再長一千倍
又怎能阻擋
天上的雲彩、風、雨和陽光？
又怎能阻擋
飛鳥的翅膀和夜鶯的歌唱？
又怎能阻擋
流動的水和空氣？
又怎能阻擋
千百萬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