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風更自由的思想？
比土地更深厚的意誌？
比時間更漫長的願望
艾青這首詩表達了民族之間自由精神不可阻攔的信念。即使它麵前橫亙著物質的牆，但和解和信任卻可能超越那冰冷的堅硬。這位詩人幾天前剛剛離開我們。我們感到了他留下的空缺，他智慧的語言卻有力地鼓舞著我們。
中國沒有桕林牆，但卻有南中國海和台灣海峽的滔天大浪。我們不是用推土機和鐵鍁刨去民族之間的仇恨，而是用艾青所揭示的詩的語言和意願。文明禮教之邦的國人擅長用鮮花和詩意消弭不和和積怨。當20世紀即將終結的黃昏時分，我們發現正是中國的文學和詩，正在衝決人間的障翳先於其它意識形態層麵而超越性地抵達彼岸。文學和詩的交流本來就不是功利性的，而是用心靈。心靈的溝通可以忽視指令或決議，這就是詩的語言所表達的，飛鳥的翅膀和夜鶯的歌唱，即使是堅厚的牆也無法阻擋的心靈的彼此向往和溝通。
自由與節製
台灣和香港的經濟已是令世界刮目相看的地區，在那裏文學和經濟已取得相互適應的默契。大陸經濟的發展也給這裏的文學創作帶來有異於前的輕鬆氛圍。盡管存在著差異，例如現在還不能排除可能有的幹擾，但總的看來，這裏的作家當前所擁有的創造性表達的機會，比起以往是愈來愈多而不是相反。一方麵，是節製的存在，時不時的有“瞀報”傳出；一方麵，卻是無節製的泛濫，這種泛濫構成了新的威脅。對於當今大陸的創作界，以往那種急風暴雨式的運動或是粗暴和專斷的幹預已減少至最低限，此刻令人擔憂的卻是作家在相對無拘束的環境裏的缺乏自我節製。習慣於籠中生活的鳥兒，當它們擁有自由的翅膀，卻失去了飛翔的能力。
但不論如何，經濟的發展帶給全中國創作界的，則是無可置疑的自由度。其間改善幅度最大、進步最顯著的地區，則是中國大陸。要是從40年代初期箅起，直至這個世紀的80年代，將近半個世紀的文學風雲，給予這一地區作家的創作的負麵影響至為巨大，這一局麵終於在90年代得到了改變。中國的社會開放給予文學的最大益惠，不是行政幹擾的逐漸減弱，而是對文學生態構成大威脅的主流文學的消解。盡管當下還在不斷倡導（並釆取頗為有效的措施）組織類似文學主潮的東西，但是否得以長遠的貫徹尚可置疑。不過，一個不爭的事實卻是，所有的行政性舉措已不會對作家自以為是的創作構成威脅，那種定於一尊而罷黜百家的時代已經過去。
這樣，中國的“兩岸三邊”已在相當寬裕的程度上獲得了共同語言，而且，也在相當廣闊的範圍內獲得同步發展的契機。中國的這三個地區板塊，在經曆了各自的苦難和離亂之後，終於在20世紀日落之前達到了精神文化層麵的殊途同歸。
在市場大趨勢麵前
作為這種文學認同的共同標誌，其一是文學迅速地走向市場。相當一部分文學已從意識形態的羈約中掙脫出來，如同商品那樣按照消費市場的需求調節自己的生產，也如同一般商品那樣進行商業性的包裝，隻是包裝的手段略有差異。由此就出現了文學認同的另一個特點，這就是商品化事實上無法覆蓋這時代的所有文學現象。因為文學已失去由行政手段整齊劃一的指揮，因此各行其是的文學依然生存並發展在商品化的夾縫之中。這個階段的文學，雜呈是它的主要的生態。既然權力和金錢都無法最後統一文學，多元並存便成為了文學的基本狀態，而且在中國的任何一個板塊中，文學的主流化特別是意識形態指揮下的統一化現象事實上都難以產生，即使產生也不會持久。
負荷過重的中國百年文學，終於卸下了它肩上挑著的沉重擔子；擔子的一端是“救亡”，擔子的另一端是“啟蒙”。不是說這個社會從此擺脫了危亡的威脅，也不是說文學可以對廣袤國土迄今尚存的貧困和苦痛無動於衷，而是說，現今已不是清末的列強虎視於國門，也不是30年代的大片國土被侵略，偶爾鳴響在南海上空的炮聲，大抵也隻留下一種警醒的意味。至於啟蒙，中國文學顯然已具備如下的徹悟，它決非朝夕之功，也並非下了決心就可以一蹴而就。啟蒙隻是一種浸潤，它排除藥到病除的簡單邏輯。文學未曾放棄，在商潮滔滔之中，一部分文學家和學者仍然堅守精神的高地，高揚文學的使命意識。
走向覺醒的先知
這100年的中國文學，從爭取社會進步推及到爭取人的實現，走過了一個完整的過程。這個過程是文學家們在以文學作品推進社會改革的同時，發現自己的“呐喊”在那些麻木的“看客”麵前構成了絕大的諷刺。不用說那種激昂慷慨的關於鳳凰再生的呼喚，對於廣大的“沒有音樂”的耳朵一切都不會產生，就連以生命的犧牲為代價的行動，犧牲者的鮮血卻成了愚昧民眾吞服的靈丹妙藥。中國20世紀最先發出吶喊的那位作家，在他的沉痛之作《藥》中，向我們揭示的就是這樣悲愴的一頁。從清末萌起的“實業救國”，到後來一批仁人誌士學習西洋或東洋的努力，最後發現，他們麵前永遠是那無盡的表情遲鈍的看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