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不論是魯迅還是郭沫若，他們的從醫學向著詩學的轉換，從病理的修治向著心靈療救的轉換，恰好印證了他們作為先行者思考中國問題的先見之明。康有為讀了黃遵憲的詩，讀出了救國救民的體會。他在為黃遵憲的《日本雜事詩》所寫的序最後說：“方今曰本新強，爭我於東方，考東國之故者，其事至念。誦是詩也，不出戶牖，不泛海槎，有若喊旻之畫、張騫之鑿矣。”梁啟超則極力推崇文學警世的作用，他把小說的實用價值推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把小說內容和文體的變革與社會盛衰、國家興亡緊密聯係起來，這就是他那為眾口交傳的“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的觀點。中國文人很早就覺悟到了民眾的愚昧與人心的未開化是強國的大礙，要強國必先新民，要新民就要重視文學的教化作用。這就是近代以降文學改良或文學革命的核心思想。這種思想視文學為療救之藥的實用目的感非常強。
現代性的爭取
隨著新文學運動和新文學革命的逐漸深入，現代思想也浸潤到這一批先知先覺的文人身上。於是在注重文學重鑄民魂的恒久功能的同時，開始了以人為目標的現代性的爭取。最早一批新文學作家從古典作家那裏繼承了人道關懷的傳統，同情並施博愛於弱者，以濟世的精神給需要幫助的人以救助，這從胡適和沈尹默最初的同題詩《人力車夫》的構思中可以看出。沈尹默的詩是：
日光淡淡，白雲悠悠，風吹薄冰，河水不流。出門去，雇人力車。街上行人，往來很多；車馬紛紛，不知幹些什麼？
人力車上人，個個穿棉衣，個個袖手坐，還覺風吹來，身上冷不過。
車夫單衣巳破，他卻汗珠兒顆顆往下墜。
胡適的詩是：
“車子，車子！”
車來如飛。
客看車夫，忽然中心酸悲。客問車夫：“你今年幾歲？拉車拉了多少時？”車夫答客：“今年十六，拉過三年車了，你老別多疑。”
客告車夫：“你年紀太小，我不坐你車。我坐你車，我心慘淒。”
車夫告客：“我半日沒有生意，我又寒又饑。你老的好心腸，飽不了我的餓肚皮。我年紀小拉車，警察還不管，你老又是誰？”
客人點頭上車，說：“拉到內務部西！”沈尹默的詩隻是寫出社會的貧富差異，這種平麵的對比，從元白的新樂府詩就開始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式的反差極大的畫麵效果，的確給人以警策。但相比之下，胡適的詩則顯得深刻，他指出了這種傳統的人道主義者在複雜的社會現實麵前的尷尬——這種人道主義的另一麵可能就是非人道的。在胡適的詩中，無疑是注入了更具現代性的思考——這其中還寓含著輕微的嘲諷：就是說可憐和同情弱小的精神，可能是以犧牲和壓迫弱小為代價。
百年以來中國文學爭取人的實現的第二個階段，是人性的覺醒。這種啟蒙，最初是以對於中國封建的曆史揭露相結合的麵目出現的，在魯迅的《狂人日記》中，一方麵是揭示“人吃人”的曆史，一方麵則自然顯露出有著“異端”色彩的“狂人”形象，而“狂人”則是呈現了能夠進行獨立思想的人的萌醒。
較早關注人性的啟蒙工作的是《新青年》和胡適。胡適在1918年便寫了《易卜生主義》一篇長文。他在這篇文章中引用了易卜生在通信中的話：“我所最期望於你的是一種真實純粹的為我主義。要使你有時覺得天下隻有關於我的事最要緊，其餘都不算什麼”，“你要想有益於社會，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有時候我真覺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緊的還是救出自己。這些話在當時真有點驚世駭俗。因為被周作人稱之為“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的，在當時中國的環境中是一種絕對的陌生之物。胡適還引用《娜拉》一戲中的一些台詞。在這些台詞裏，娜拉強調作為獨立的女性，除了對家庭的責任之外，“我對於我3己的責任”是同樣神聖的；當她被提醒說你是一個妻子和母親時，她回答說：“這種話我現在不相信了。我相信第一我是一個正同你一樣——無論如何，我務必努力做一個人。”